汪曾祺致王士菁的信
國民文學出書社2019年版《汪曾祺選集》手札卷，支出293封手札（含殘簡），約15萬字。比之1998年北師年夜版“選集”，增添了230多封。從2008年2月起，我以一己喜好，開端有興趣識地經由過程各類方法彙集汪曾祺手札，盼望能在北師年夜版“選集”已收手札的基本上，編一本集子，先后找到了四十七八封掉收的信。后來彌補的手札，更多的是由作者家人供給。2011年受國民文學出書社委托編新版選集手札舞蹈教室卷之后，出書社出頭具名征集而來的也稀有十封。手札只針對無限的瀏個人空間覽對象，卻包括著大批信息，是研討作家的基礎史料。因其特別性，彙集起來艱苦頗多，但跟著社會對作家認知水平的加深，學界和相干人士不竭挖掘收拾，發明新資料的能夠性也很年夜。
近日呈現于收集平臺的一封汪曾祺手札，是20世紀50年月他在《大眾文學》雜志社任務時寫給魯迅研討專家王士菁的。對于此件的真正的性，固然需從傳播道路上加以證明，但綜合各方原因，作偽的能夠性極小，特殊是其內在的事務，可由多種材料印證。全信如下：
士菁同道：
我會賈芝同道有一次往看周作人，約他把紹興童謠收拾出來。賈芝同道提出在刊物連載，或由本會出一單行本。我們斟酌了一下，如許的一個地域的舊童謠在刊物連載，不年夜適合。此刻這個時辰，出一個如許的單行本，也覺分歧時宜。
我們想，這些童謠有普通的大眾文學的意義，更主要的意義生怕仍在這是魯迅所熟知，此中有一些是魯迅小時辰唱過的，可以作為研討魯迅的一種參考材料。是以，我們感到你們能否可約周寫一篇“魯迅小時唱過的童謠”如許的文章，而將這些歌謠作為附錄？這個動議未必可行，請你們考慮。周所記稿附上。如不擬用，請仍寄回我們。
久不見，想當安好。
還禮！
汪曾祺 七月三日
1955年2月，汪曾祺從北京市文聯調到中公民間文藝研討會任務，介入準備《大眾文學》；4月，雜志創刊。1958年年末，汪曾祺被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農業迷信研討所休息。以此判定這封信當寫于1955—1958年，基礎可以判斷是1958年。
賈芝時任《大眾文學》雜志社履行副主編，是汪曾祺的引導。他的老婆李星華是李年夜釗之女。1927年，李年夜釗捐軀后，周作人對其後代多有垂問咨詢人。賈芝《關于周作人的一點史料——他與李年夜釗的一家》一文曾述及。1940年，李星華打算往延安，事前也告訴周作人，周輔助她預付了兩個月薪金作為路費，并辦了出北平必需有的“良平易近證”。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底，賈芝和李星華也曾到八道灣往探望周作人。凡此，賈芝轉交周作人的稿子追求出書，在道理之中。
據徐強《汪曾祺年譜長編》（底稿）記錄，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城市議講話中倡導彙集平易近歌，并且指出，我看中國詩的前途生怕是兩條：第一條是平易近歌，第二條是古典……未來我看是古典同平易近歌這兩個工具成婚，發生第三個工具，情勢是平易近族的情勢，內在的事務應當是實際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峙同一。《大眾文學》從3月號起，開端選登各地年夜躍進平易近歌。同年4月，郭沫若就年夜範圍搜集平易近歌題目答《大眾文學》編纂部問。
賈芝推舉頒發周作人收拾的紹興童謠，應當也是共同了這一情勢。如信中所說，拿到周的稿子后，汪曾祺和同事年夜約感到“舊童謠”分歧于“實際主義與浪漫主義”聯合的“新平易近歌”，所以推舉給熟悉的魯迅研討專家王士菁，盼望從研討魯迅的角度來處置這些文字。
王士菁原名葛秉曙，1918年誕生于江蘇省沭陽縣，結業于東北聯年夜，曾任國民文學出書社魯迅著作編纂室副主任、主任，國民文學出書社副總編纂，1983年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汪曾祺考進東北聯年夜中文系是在1939年8月。據《汪曾祺年譜長編》（底稿）記錄，因體育和年夜二英文成就分歧格，汪曾祺未能在1943年炎天如期結業，滯留于東北聯年夜補修課程。王士菁的兒女所撰《父親王士菁與魯迅研討》一文稱，王士菁也在1939年考進東北聯年夜，1943年結業；而東北聯年夜校史記錄，王士菁1939年進東北聯年夜外文系，1944年從中文系結業。兩說稍有收支，但無論若何，汪曾祺與王士菁在年夜學時代相互熟悉，似無疑問。王士菁早在東北聯年夜肄業時代即開端了魯迅研討，周作人的紹興童謠稿子，汪曾祺推舉給他處置也很天然。
《紹興童謠集》后來并未經王士菁之手出書。
關于周作人收拾紹興童謠的情形，陳泳超師長教師《周作人〈兒歌研討手稿〉考述》（《魯迅研討月刊》2006年第11期）、《周作人手稿〈紹興童謠集〉考述》（《平易近間文明論壇》2012年第6期）梳理得很明白。周作人在japan(日本)時代開端普遍瀏覽關于兒歌平易近歌的西文和日文冊本，1911年回國后，對歌謠頗為追蹤關心，并已開端彙集。后應用紹興縣教導會長的成分停止征集，但後果欠安，只好自力彙集抄寫，到1915年春，有了基礎成型的“底稿”。1918年劉半農、沈尹默提議征集全國晚世歌謠并獲得蔡元培的支撐，周作人的兒歌“底稿”甚得劉半農喜愛，他自己也是以被煽動介入了這一運動。1935年，北年夜理科研討所恢復歌謠研討會，次年《歌謠》周刊恢復刊行，周作人在同人敦促下，決計著手收拾這一“底稿”，擬命名為《紹興童謠述略》，且寫了《〈紹興童謠述略〉序》，然收拾的任務一直沒有本質性的推進。不久后抗戰軍興，更無從談起。直到50年月，周作人對“底稿”作了兩次修改：其一是1953年8月14日，他將魯迅于平易近國二年所錄的六首童謠抄進“底稿”；其二是1958年4月，他對“底稿”作了最后一次刊定，昔時4月所作短序云：
前年有友人勸我，乘魯迅去世二十周年把它編出來，也可以做一種留念，由於里邊的歌謠都是魯迅所熟知的，有的是他兒時所唱過的，這是很值得做的任務。可是我往年病后，精力不繼，不克不及照原定打算來做述略，此刻只能因陋就簡的加以收拾，權且把它編印出來，以供讀者的參考，此外也別無奢看了。
周作人寫于20世紀60年月的《知堂回憶錄》中也提到了《紹興童謠集》：
從癸丑年起，我又立意彙集紹興童謠，至乙卯春初草稿大要已定，可是一向得空收拾，一九三六年蒲月寫過一篇《紹興童謠述略序》，登在那時停刊的北京年夜學《歌謠周刊》上邊，可是這個任務直至一九五八年玄月這才完成，二十多年又已曩昔了。那時原擬就說話及名物方面，稍作疏證的功夫，故命名“述略”，后來卻不暇為此，只是因陋就簡的稍加注解，名字便叫做“紹興兒童集”。可是現今由於鼓起“新平易近歌”活動，這是舊時期的童謠，它的出書不克不及不稍要等候了。
《魯迅研討月刊》1999年第2期所刊王士舞蹈場地菁《關于周作人（之二）》，附錄《周作人日誌中的王士菁》，1958年的記載有：“8.28 寄王士菁信。9.13 寄王士菁信。10.10 王士菁信來取童謠集稿，已由賈芝于昨日取往。”此記敘與汪曾祺7月3日致王士菁信作對比，是契合的。
2004年，福建教導出書社影印出書鮑耀明所躲《知堂遺存》兩種，包含《兒歌研討手稿》《周作人印譜》。此中《兒歌研討手稿》便是周作人反復提到的“底稿”，有時稱“越中童謠集”，有時作“越中兒歌集”，是他自1914年搜集兒歌起迭次收拾的結果，包括署“一九五八年四月日誌于北京”的《紹興童謠集短序》。陳泳超師長教師文中說，他最後認為《兒歌研討手稿》即獨一的“底稿”，2會議室出租010年事末竟又見到周作人手書的《紹興童謠集》，“共兩冊，周作人親身用羊毫豎行書于一種25×20=500的白色方格稿紙上”。《紹興童謠集》底稿收有《紹興童謠集序》，系在《紹興童謠集短序》后補寫一段文字，末署“一九五八年玄月十五日”，正與《知堂回憶錄》中“這個任務直至一九五八年玄月這才完成”照顧。《知堂回憶錄》又稱，編訂《紹興童謠集》時曾“稍微注解”，陳泳超文中說，《兒歌研討手稿》簡直沒有注解，而《紹興童謠集》“共出注360條”，“重要是在方言、名物和風氣三方面唱工作”。
聯合賈芝將周稿轉《大眾文學》、汪曾祺致信王士菁、王士菁直接聯絡接觸周作人的情形，可以推想：《兒歌研討手稿》是周作人輯存數十年的底稿，賈芝看到并轉《大眾文學》的年夜約即是此稿；《紹興童謠集》則是王士菁聯絡接觸周作人前后，周氏刊定抄寫的文本。
陳泳超所見《紹興童謠集》底稿，并附有60年月的“審稿看法表”，編者以為此稿有各種缺點，“還有很多是普通的歌謠而非童謠”。政治形式變更，編者與作者理念不合，此稿終極未能出書亦是必定。
汪曾祺的文章不常提到周作人，但他對周的評價很高，如《“今世散文年夜系”總序》中說：
魯迅、周作人實是“五四”以后散文的兩年夜支派。魯迅悲憤，周作人簡淡。后來作者年夜都是沿著如許兩條路走上去的。江河不擇細流，側葉旁枝，各呈異彩，然其主脈，不離魯迅、周作人。
1983年8月11日，汪曾祺托湖南的弘征買周作人的回想錄，往信說：“頃于友人處得見‘周作人回想錄’，甚感愛好。此書是外部刊行，北京書店沒有賣的。你能不克不及在出書社外部給我搞到一本寄來？書款自當寄奉。”亦可證實他一向相當追蹤關心周作人的文字。
魯迅研討專家孫郁提出，汪曾祺直接地遭到了新康德主義的影響，直達渠道之一就是周作人。他在《除了托爾斯泰和康德，還應有第三類常識分子》中寫道：“對品德主義的消解，平易近國時周作人等做了良多任務，周作人感到托爾斯泰作品是懲惡書，過于說教，沈從文和汪曾祺都承認這種批駁，也愛好從非品德的語境進進文學。汪曾祺本共享會議室身說不愛好托爾斯泰，能夠和討厭圣人氣有關，他觀賞渙散、牴觸的表達方法，源自常態的人的性命體驗。也就是說，作家要思慮的是能夠與不成能的題目，要認可本身的無限性，這和康德的審美實際有堆疊的處所。”“最后一個士年夜夫”是汪曾祺身上一個傳播廣遠甚至過于光鮮的標簽。他借用中國古典文學說話，吸取方言、口語中的白話成分，以及對中國傳統字畫等藝術情勢的留戀，都引誘著研討者和讀者將他定位于“士年夜夫”。實在汪曾祺沖淡、渙散的生涯立場與表達方法，未必出于單一的起源。孫郁師長教師的文章供給了一個新穎的角度，對于汪曾祺研討，這是視野更坦蕩的察看標的目的。
（作者：李建新，系《汪曾祺選集》手札卷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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