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下舊聞考》是竇光鼐、朱筠等人依據《日下舊聞》加以補充、考據而成的，此書是迄今所見清代官修的範圍最年夜、編纂時光最長、內在的事務最豐盛、考證最詳實的北京史志文獻材料集，其底本《日下舊聞》出自有名學者朱彝尊筆下。
風塵燕市訪故老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今浙江嘉興）人，明末年夜學士朱鼎祚曾孫。明朝消亡時，朱彝尊已是16歲的積學士子。濁世之中，朱氏家族遭遇兵災，支屬逝世難，家產蕩然。懷著家仇國恨，朱彝尊參加了機密抗清運動，牽扯進清初江南三年夜案之一“通海案”，名在鎖拿之列，自願流亡。一年后風聲曩昔，他才得以回籍。
同親世交晚輩、山西陽和兵備道曹溶觀賞朱彝尊的才幹，約請他擔負幕賓。為營生兼逃難，朱彝尊跟曹溶往了山西。他協助曹氏編選詩集、搜訪金石，垂垂樹立了本身的學術愛好和目光，還參加了山西明遺平易近學術圈子，和顧炎武結為老友。
清初京城有名躲書家、史學家孫承澤完成記載北京軌制掌故的《春明夢余錄》后，持續努力于《天府廣記》，很少招待外人。但孫承澤因友人顧炎武的先容，例外見了朱彝尊，一談之下年夜為信服，與這位比本身小30多歲的文士結下忘年交。孫承澤事后回訪朱彝尊借居的居所，看到架上仍有十三經、二十一史諸書。他歸去跟人談起來，嘆道：“老漢看這些到京城游學、應舉、求官的人，光揣摩高攀權貴。車馬塵凡中還不忘唸書著作的，生怕只要一個秀水朱十了吧！”孫承澤的嘉獎傳佈出往后，京城的西北文士都非常推許朱彝尊的學問。
康熙十一年（1672年），孫承澤完成了《天府廣記》。朱彝尊此年正好又到京城，應無機會在孫承澤家中讀到《春明夢余錄》和《天府廣記》。二書為朱彝尊日后纂輯《日下舊聞》的主要參考文獻，《日下舊聞》直接援用《春明夢余錄》之處即有近百條。
私帶書手遭“美貶”
康熙十七年（1678年），為緊張平易近族牴觸、拉攏漢族常識分子，清廷特開“博學鴻儒科”，下詔朝廷年夜臣、處所督撫推舉博學名儒到京測試。朱彝尊應舉上京，以平民中選，得授翰林院檢查，進明史館修史。
在史館時代，朱彝尊擔任分纂《文天子紀》《文苑傳》及嘉靖諸臣傳。康熙十八年（1679年），朱彝尊進職翰林院，翰林院中主要文字都回由“博學鴻儒科”晉身的嚴繩孫、姜宸英、朱彝尊“三平民”草擬。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朱彝尊進直南書房，康熙帝還賜室第一處，在今景山之北、黃瓦門西北。朱彝尊與同寅高士奇一路值班時，聊到京城勝景。高士奇說本身20歲時僑居京師，遍游城表裡，曾想撰寫一部關于燕京人文地輿的書，后來供奉內廷，得空為之。這類話題聊多了，朱彝尊也如有所思。
朱彝尊供職的南書房，現實上是國度權利中間地點，一旦進直，即年夜有被天子重用的盼望。高士奇就是由於康熙帝欣賞其書法，從國子監監生先進翰林院，再進南書房。高士奇見到學問比他有根柢的朱彝尊，畢竟覺得有要挾。
有一次坐班，朱彝尊同別的一位異樣經“博學鴻儒科”考下去的翰林潘耒一路，與高士奇會商詩文略有爭議，高氏心中便銜恨頗深。不久后高士奇往拜見本身在國子監時的教員、禮部侍郎陳廷敬，提到南書房新來的潘、朱幾位“野翰林”，高士奇藐視道：“這種人哪里好在皇下身邊當差，更別提做翰林了！”
高士奇這般囂張，由於背后還有標準更老的翰林院侍講學士徐乾學替他撐腰。徐乾學見朱彝尊初來乍到就進了南書房，還頗受信賴，即便朱彝尊是本身舅父顧炎武的老友，二人此前還常常詩酒酬唱，依然想把人家拉上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除夕，朱彝尊如常侍宴南書房，年后下班，持續編錄《瀛洲道古錄》。朱彝尊的現任下屬、翰林院滿掌院學士牛鈕獲得委托，忽然上奏：朱彝尊私帶書手（助手）進史局抄書，違背規則。最后下面定下“降一級”的處罰，現實上就是罷官了。
朱彝尊中年以后努力纂輯明代文獻，帶助手來抄書，是其他同事都明里暗里在做的事。掌院學士以此為彈劾捏詞，實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朱彝尊暮年回想南書房抄書案，猶云“私心不悔”。從小我名利來看，未必不悔；從保留文獻來看，可謂求仁得仁，他又何嘗后悔呢？晚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中，稱此事為“美貶”。
藤花影里錄舊聞
罷官后，本來的宅子天然發出了，朱彝尊只好到宣武門外租房。宣武門外海柏胡統一帶，曾有一座前朝廟宇海波寺，寺內古柏森森，時人因此將海波寺誤稱“海柏寺”，胡同也隨之叫“海柏胡同”了。胡同內有一處宅院，庭中兩株紫藤，朱彝尊就住在這里，其名“古藤書屋”。
無官一身輕，朱彝尊有了良多空閑時光，難免回想起在南書房值班時的點滴。那時高士奇描述明清年夜內宮殿景物軌制的《金鰲退食筆記》方才問世，這激起了早過知天命之年的朱彝尊心底那種保留文獻與文明的焦炙：“故老消亡，遺書散佚，積年愈久，痕跡愈不成得而尋矣。”
從秀水平民到南書房隨從，最后成海柏胡同謫臣的年夜起年夜落，迫使底本孤僻高傲，甚至略顯純真的朱彝尊，幾多看懂了一些世事，對進進顯貴圈子不再抱有空想。于是朱彝尊抓緊時光收拾京城私密空間汗青地輿史料。書屋中一床一桌，四壁躲書山積。他白日或唸書共享空間，或出門拜訪遺老，早晨回來收拾故事，還往京郊山區摹拓前代碑刻。山道狹小，只容得下一腳之寬；路途遠遠，足底都走出了老繭。他甚至為支撐在京開支，進股了一個飯展，至于求官作幕一概不為。
許是由於朱彝尊無法再成為競爭敵手，本身又領了修《一統志》的差事需求專家協助，徐乾學又安然地來找朱彝尊了。二人一路騎馬游覽南城，到法源寺門前，徐乾學問：“就教竹垞兄，唐時此寺在幽州城內么？”
朱彝尊答道：“在唐時幽州鎮城內西北。那時安祿山僭號稱帝，在此建‘潛龍宮’。后來范陽節度使李匡威立碑，亦稱‘年夜燕城邊疆西北隅有閔忠寺’。可見唐末藩鎮多不奉中朝正朔，猶沿‘年夜燕’之稱。遼金兩朝京城在幽州城故址之上，金朝年夜定年間，在寺中策試女直進士教學。憫忠寺故實即是這般。”
徐乾學又問：“既這般，天寧寺、白云不雅，唐至遼金時也在幽州城內否？”
朱彝尊答：“在幽州城內西側。元時在金朝燕京城西南建年夜都，將居平易近搬至新城，燕京城因此放棄，只要梵剎、道不雅不曾損壞。查虞集《游長秘戲圖詩序》可知。”
徐乾學續問：“今西華門，在唐時何地？”
朱彝尊曰：“在唐幽州城西南標的目的五里之處。今年有宮中朱紫在西安門內建築宅院，挖地基時誤開古墓，掘得一方《卞氏墓志》，志文稱墓主葬于幽州都西南五里禮賢鄉。可知唐時幽州城西南，即今西安門家教。”
徐乾學詰問：“我朝國都，即在元年夜都舊基之上么？”
朱彝尊說：“徐武寧（徐達）攻進年夜都后，減少城池，立北平府。靖難后，又營建北京，在元舊都稍南數里之處。嘉靖間增設羅城，早不是遼金時的範圍了。”
徐乾學更加信服道：“我兄弟二人受命打點《一統志》差使，得以遍讀全國志書，深知會商地輿沿革之難。帝都首善之區，竟無可用之書。前朝雖有劉侗《帝京景物略》，可恨其書頗多錯訛，難以盡信，仍是竹垞兄好學廣博啊！不如將帝京見聞纂成一書，也算是本朝的《西京雜記》《三輔黃圖》了，若何？”
朱彝尊沉默很久，方拱手道：“長者有命，不敢推脫。”又請道：“彝尊此前抄纂，頗有積聚。惋惜另有若干種書遍覓不得，要休息健庵公賜抄躲書了。還請俯允。”
“好說！好說！我徐家躲書不少，正該彼此傳抄，方無封己守株之弊。”
康熙二十五年炎天，朱彝尊開端閉門整比書稿。旁人看朱彝尊門庭蕭瑟，猜忌他還在因被貶官而滿腹怨言，不知他正和前人在翰墨間較勁呢！次年秋天，《日下舊聞》書成，多達42卷，所用冊本近1700種。就連已經把持抄書案而掐斷了本身“日邊清夢”的徐乾學、高士奇，居然都為《日下舊聞》作了序文。徐乾學甚至捐出薪水援助朱彝尊刊刻此書。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玄月，書舞蹈場地稿刊成。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一度官補原職的朱彝尊，與上峰論事分歧，武斷去官南回，從此終老家鄉。
《日下舊聞》在清初百廢方興之際，匯集歷代北京史料及汗青掌故，彌補了《萬歷順天府志》到《日下舊聞考》數百年間北京城汗青地輿志書的空缺，更接收清代學術成長的新風，晉陞了此類地志的學術含金量。快要百年后，竇光鼐、朱筠等奉敕在朱書基本上考據補充，擴大為160卷的《日下舊聞考》。朱彝尊保留史料的承前啟后之功，不成磨滅。
（作者單元：北京市方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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