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京師藏書樓
國圖館曾幾度搬家 第一個館址在廣化寺
國度藏書樓從1909年景立至今有了百多年汗青。在這一百多年里，國圖館曾幾度搬家，而它樹立起的第一個館址，就在什剎海邊鴉兒胡同的廣化寺內，那時的稱號叫“京師藏書樓”。
我已經在后海四周住過三年，從我的住處走到廣化寺不跨越20分鐘。什剎海四周一向都是北京的熱烈游覽區，車多人也多。我到城里處事，哪怕繞路也要盡量避開穿行這一帶。是以固然早就了解廣化寺就在旁邊，也早就了解國圖的出發點在廣化寺內，但也沒想過要往那里了解一下狀況。
前一段，由於切磋編撰《魯迅躲書志》，我到魯博見了黃喬生館長及別的幾個伴侶。辦完工作到魯博書屋往轉一轉，在書屋里翻到一本周令飛主編、趙瑜撰文的《魯迅記憶故事》，在書中看到了如許一句話：“1913年，魯迅將一部銅活字版年夜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撥予京師藏書樓。”魯迅對于京師藏書樓的準備出過良多力量，在他的盡力下，費了七年的周折，把躲在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四庫全書》運到了京師藏書樓，也就是廣化寺的院中，這是一段廣為人知的汗青。但文津閣本一向缺《古今圖書集成》，魯迅竟然能搞到一部，這事聽來很別緻。
四庫全書北四閣建成之后，每閣都裝備了一部《古今圖書集成》，文津閣里當然也有這么一部。可是這部文津閣《四庫全書》運到北京后，與之配套的《古今圖書集成》卻不見了。那部書往了哪里，我不曾讀到響應史料。但是碰到有關國圖汗青的疑點，我天性地會往向李致忠師長教師就教，他不單是國圖的老先輩，更主要的是，前幾年他一向在編《國圖汗青材料匯編》。于是打德律風給李師長教師，向他就教：昔時魯迅把文津閣《四庫全書》運到廣化寺時，能否也同時拉來了躲在那里的《古今圖書集成》？
李師長教師聞我所問，笑了起來，說本身前一段也在探討這件事，由於文津閣《四庫全書》現躲國圖館中，而館里也有一部《古今圖書集成》，但倒是從別的渠道得來的，跟文津閣沒什么關系。可是他不久前獲得一個新的信息，一位教員告知他：在承德藏書樓看到了原在文津閣的那部《古今圖書集成》，固然不全了，但還存著一年夜半。李師長教師看了電腦中的照片后，以為那部書從裝飾上看，簡直就是宮內所躲，所以他感到承德市藏書樓躲的這一部十有八九就是原躲在文津閣里的，但他還沒有來得及前去承德目驗。據此，李師長教師說，魯迅又搞到了一部雍正銅活字本的《古今圖書集成》，似乎不太能夠。
李師長教師還給我講述了關于國圖館的一些變遷細節。好比說，1928年公民黨當局建都南京后，在南京成立了國立藏書樓，于是就把京師藏書樓更名為“國立北平藏書樓”。但阿誰時辰，中華教導文明基金會也開辦了一家藏書樓，名字就叫“北京藏書樓”。李師長教師說，前一度，海峽兩岸配合合印了彩繪本的《千家詩》，臺灣的那一冊《千家詩》藍本上，就鈐蓋著北京藏書樓的躲印，實在那部書就是中華教導文明基金會開辦的北京藏書樓的舊躲，那時的館長是梁啟超。而梁啟超擔負此館館長的同時，還兼著北平藏書樓館長和松坡藏書樓館長。
這些有興趣思的故事，忽然讓我有了前去廣化寺看一看的沖動。這一天氣象有些悶熱，我開車離開鼓樓年夜街。停進狹小的鴉兒胡同當然不成能，沿途漸漸開行，行駛到四周另一條年夜街上，這里也是車滿為患，正徘徊間，忽然看到某個店展門口還有一個窄窄的車位，于是趕忙把本身的“驢”拴在了那里。
寺中有一棵旺盛的曼陀羅花
鼓樓西年夜街跟鴉兒胡同是并行的兩條斜街，兩條斜街之間的銜接線很少。沿著鴉兒胡同向東南標的目的行走幾百米便到了廣化寺的廟門前，胡同到此驟然寬廣了良多，使得胡同在此釀成了葫蘆形。廟門的對面是寺廟中罕見的宏大影壁，這個影壁是早先建築而成，看不出一絲古意。
廣化寺的汗青不算長也不算短，依照《日下舊聞考》的記錄，此寺建于元代，這般說來，距今年夜約有800年的汗青。記錄稱廣化寺在汗青上“殿堂廊廡，範圍巨大”，而今我走進院中，卻完整沒有這種感到。
進寺之后僅有小小的前院可以不受拘束收支，而通往里面的門口擺著“游客止步”的牌子。
廣化寺的前院屬于正軌的寺院建筑格式，天王殿兩側分辨是鐘樓和鼓樓，但是天王殿內倒是售貨的攤位。攤主告知我，此刻不克不及進內，我只好在院內尋覓可供攝影之物。
院子中讓我尤其感愛好的，是那棵旺盛的曼陀羅花。大要三四十年前，有部很著名的片子名叫《李時珍》，片子中有一個情節，李時珍含辛茹苦在深山里找到了求之不得的曼陀羅，但是卻被沖下去的羽士給毀失落了。
阿誰畫面讓我記憶深入，由此記住了這種特別的花兒。但片子里呈現的那株曼陀羅體量很小，僅開著幾朵花，面前所見的卻不是一株，而是一叢，下面掛滿了金黃色的花朵。我記得片子里的李時珍找到的是白色花朵，不明白兩者之間有沒有藥性上的差別。
碰到曼陀羅的驚喜沒有蓋過我進第二進院落一探討竟的獵奇心。站在門口察看一番，看見有人偶然會走進后院里，我尾隨其后也向院內走往。還沒下臺階，就聽到側房里一聲咳嗽。聞聽此聲，我當即止步，心想這里的治理者居然如許有修養。后院比後面坦蕩很多，院的前側豎著兩通古碑，碑面的筆跡曾經泐損不清。由於沒有游客，反襯出另一種安靜。我遲疑了一下，站在臺階上拍了幾張院景，咳嗽聲沒再響起，我將其懂得為默許。
張之洞、羅振玉都是為建館作出主要進獻的人物
京師藏書樓的樹立跟張之洞有很年夜關系。張之洞在南邊任職時陸續買了良多躲書，運回北京卻沒有處所置放，便臨時放在了廣化寺里。在張之洞之前，曾經有人提出樹立國度藏書樓的假想，早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就上過相干奏折。到了光緒三十二年，羅振玉上了《京師創設藏書樓私議》奏折，此折開篇即稱：“保固有之國學，而進以世界之常識，一舉而二善備者，莫如設藏書樓。”
羅振玉先總結了藏書樓的感化，既能堅持和延續國學，又能學得他國的進步前輩思惟和技巧，以此闡明藏書樓既能穩固曩昔，也能展眼將來。而后他舉出了東方文明與藏書樓的直接關系，為此，他提出“此事亟應由學部倡率，先計劃京師之藏書樓，而退之各省會”。在羅振玉看來，應當由學部牽頭，先在北京建造一座國度級的藏書樓，而后以此作為示范，讓各省效仿來創辦省級藏書樓。他甚至想到了創辦京師藏書樓的詳細辦法和措施：“一曰，擇地建筑也。二曰，請賜書以立其基也。三曰，開平易近間獻書之路也。四曰，征取各省志書及古今刻石也。五曰，置寫官。六曰，采訪本國圖書。以上乃粗略措施。”
羅振玉以為創立京師藏書樓起首要選地建館，盼望朝廷能犒賞一批書作為館躲基本，而后制訂政策，激勵平易近間捐書。別的可以向各處所當局征集方志以及本地的古刻石拓片，同時設定一些寫手來抄寫不成得之本，還可以從國外入口西洋之書。
至于創館后的守成，由於沒有成案在，所以羅振玉以為既然東方早就有了創辦藏書樓的經歷，天然也有詳細的治理措施，無妨鑒戒那些措施，再依據國際的情況變通應用。
羅振玉的假想頗為完善，可見他對開辦藏書樓有著長時光的醞釀。他以為假如依照他的“私議”來創辦京師藏書樓的話，確定能在全國范圍內起到示范感化，是以他提出：“至京師藏書樓以外，各省會應各立藏書樓一所，認為府、廳、州、縣家教之倡。”羅振玉對本身的提議很有信念，以為京師藏書樓和各地的藏書樓真能辦起來的話：“如是則二十年后，我教學場地國之藏書樓，或稍有可不雅乎！”
那時的羅振玉在學部任二等咨議官，這個職位并不高，是以他的提出很難上達天聽，即便天子看到了，也不會惹起高度追蹤關心。光緒三十二年，張之洞由湖廣總督出任軍機年夜臣，分擔學部，想來他看到了李端棻、羅振玉等人的奏疏，于是綜合他們的提出，在宣統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9年9月9日）給天子上了《奏籌建京師藏書樓折》，另附奏三件，完全地提出了建館主意。該折起首稱：
奏為籌建京師藏書樓，擬懇天恩賜給熱河文津閣所躲《四庫全書》，并飭下奉宸苑外務府撥與凈業湖暨匯通祠各處所，以便興修而廣武功，恭折仰祈圣鑒事。伏查今年閏仲春，臣部奏陳準備立憲分年準備事宜，今年應行準備者，有在京師開設藏書樓一條，奏蒙允準，欽遵在案。自應即時建築館舍，搜求圖書，俾承學之士，得以不雅覽。
張之洞提到今年也就是宣統元年，這一年的閏仲春學部曾經提出了籌建京師藏書樓的假想，并且獲得了天子的批準。他接著誇大藏書樓是學術之淵藪，京師又是全國風向地點，所以藏書樓必需建造得有必定範教學圍，所躲之書也必需很精詳。
接上去他提到了四庫全書南三閣被毀，有些躲書曾經流掉海內等，又講到各地督府曾經有了建藏書樓之舉，并舉例兩江總督端方購置八千卷樓之書創立江南藏書樓，而端方聽聞張之洞有擬籌建京師藏書樓之舉，于是買下了兩批平易近間躲書運到北京，以此作為新創立的京師藏書樓的躲書。這兩批書計有一千六百余種，十二萬余卷。張之洞在奏折衷寫到此事，是想闡明京師藏書樓在籌備階段曾經獲得了多少數字不小的躲書。
關于為什么要創立京師藏書樓，張之洞在奏折衷說明，晚清時節，中國古書大批流掉海內，他煩惱久而久之中國粹者想求一些珍秘之本愈發不成能。恰是出于如許的擔心，剛剛有了開設藏書樓的設法。同時他盼望能把躲在熱河行宮內的文津閣《四庫全書》及避暑山莊各殿擺設的其他冊本一并撥交給京師藏書樓。
張之洞是清末有名的能臣，他提出如許的提出，不像普通清流只會講述巨大意義，而提不出詳細辦法。他在奏折衷具體列明了從哪里獲得書，經費若何處理，還提出應該選如何的建館地址。
學部最後選中的建館地址在德勝門與凈業湖四周，打算將藏書樓建在一小島上，再在岸邊購置平易近房作為書庫。把藏書樓建在四面環水之地，想來是斟酌到消防平安題目。但這個打算終極未能完成，緣由能夠是所需支出太年夜。但天子曾經批準創立京師藏書樓，故開館之初，只能暫借廣化寺的衡宇。
張之洞在奏折衷還提到了今后冊本的起源題目：“至藏書樓創辦以后，若有報效冊本及經費者，擬討救照乾隆時進書之鮑廷博、光緒時進書之廣東高廉道陸心源嘉獎成案，由臣部視其書之等差，及款數之多寡，分辨請獎，以示激勵。如蒙俞允，即由臣部咨行各該衙門暨各省督、撫按照打點。并督飭該館監視、提調等，敏捷籌備，冀得早日不雅成。”是以說，張之洞是對中國公共藏書樓扶植做出過嚴重進獻的人物之一。
魯迅想盡措施為京師藏書樓找書
還有一位人物也對京師藏書樓的樹立進獻很年夜，這小我就是魯迅。
魯迅曾在教導部第一科任科長，關于教學場地他跟京師藏書樓的關系，依然要從京師藏書樓籌建的汗青說起。清宣統二年（1910），京師藏書樓開端準備，那時的藏書樓監視一職由繆荃孫擔負，監視相當于此刻所說的館長。繆荃孫為準備此館也想了很多措施，好比從陸潤庠家把那時保存的64冊《永樂年夜典》要了回來，還請了多位年夜躲書家擔負參謀，如柯劭忞、董康、羅振玉、吳昌綬等。但是還沒有準備終了，辛亥反動迸發，滿清停止，全部準備運作就暫停了上去。
進進平易近國后，京師藏書樓持續籌備。1912年8月27日，京師藏書樓在廣化寺對外開放了。那時的看書方法還很特殊，由於看善本需求掏錢。那時的館長是江瀚，但他在任職的第二年就調往四川做鹽運使往了，彼時又沒有錄用新的館長，于是臨時由教導部社會教導司司長夏曾佑兼任。但是夏的任務太多，最基礎顧不上藏書樓的工作，于是就讓本身的手下魯迅擔任藏書樓的一切任務。為此，魯迅在日誌中記錄下很多關于藏書樓的初期材料。
魯迅對京師藏書樓做出的最著名進獻，就是想措施把文津閣《四庫全書》從外務部要了回來。如前所言，在創立之初，張之洞在奏折衷懇求天子將文津閣《四庫全書》撥交給京師藏書樓加入我的最愛，但工作還沒有正式實行，清王朝就停止了。
進進平易近國后，教導部重提此事，幾經周折，終于在1914年把這部36000多冊的年夜書運到了北京。書到北京之后，魯迅聽到新聞趕緊到車站辦交代手續，但是他等了很長時光，卻見不到書，后來打德律風才清楚到，《四庫全書》被外務部的人接走了。這件事魯迅在日誌中記了上去。
為什么運給京師藏書樓的書卻被外務部弄走了？魯迅在日誌中沒有做任何說明。自此之后，魯迅就以教導部的名義，一向找人索要該書，終極將書要了回來。
平易近國四年（1915）八月三旬日，教導部飭令第307號，令京師藏書樓館長夏曾佑派京師藏書樓職員前往古物展覽場接受文津閣《四庫全書》。
古物展覽場終于把《四庫全書》移交給藏書樓，但在盤點時發明少了一匣《四庫全書簡明目次》，此后又顛末屢次交涉，終于要了回來。但是外務部只給回了書，卻不給書架，于是魯迅持續交涉，又過了一年多，才把這103個書架索要回來。如許說來，魯迅對中國藏書樓工作所做的進獻也不小，只是被他其他方面的光線所掩飾了。
藏書樓在廣化寺創辦起來后，也遭到不少批駁
除了挑唆之外，京師藏書樓為了增添躲書，也想措施從平易近間征集，為此教導部在平易近國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發布了征集圖書簡章。這份簡章起首談到私人躲書很不難掉散，而后舉出了四個緣由：
私人為圖書建筑館宇者，實屬寥寥。一遇兵器水火之災，有力保全，最易撲滅。絳云之禍，前車不遠，一也。私人躲書最久者，國內獨推寧波范氏，然天一閣之書今亦散佚，蓋子孫不克不及世世守舊勿掉，二也。海通以來，外人搜求中國善本秘本之書，日盛一日，售主迫于溫飽，書估但圖重利，數年之后，勢必珍篇秘笈盡回海內書樓，中國粹者正本亦難觀看，三也。名人著作及校本未發行者，指不堪屈，亦有子孫有力發行尚知守舊者，但數傳之后，或漸衰微，血汗平生，空箱飽蠹，四也。
該文還談到了藏書樓由於限于經費，無法把掉散在平易近間的書逐一彙集起來，是以提出可派人前往抄寫可貴一見之本，以此來保留文獻，其目標乃是“總之，在館中能多一冊書，即學術上多受一分好處”。
京師藏書樓在廣化寺創辦起來后，遭到不少人的批駁，《小說月報》第3卷第8號上刊載有簽名“我一”所撰《京華游覽記·京師藏書樓》一文，此文先批駁了京師藏書樓衡宇之局促：“屋既未幾，卑狹而粗陋，空氣不充，決非合適之躲書地。進步庋躲通俗冊本，門扃未之進。”接著又批駁館員之不敬業：“不設不雅覽室，不個人空間見不雅覽人。進門則隸役慢客，進室則官氣猶濃。”
也許是批駁之聲太多，而前來唸書的人很少，于是教導部在1913年10月27日命令京師藏書樓閉館，另覓合適館址。1915年6月，教導手下令把京師藏書樓遷到了安寧門內方家胡同的國子監南學原址，一個月后，該館從廣化寺遷往了新址。可是，京師藏書樓創立于廣化寺這件事，卻永遠地載進了史冊。
從廣化寺出來，沿路往回走，我有意間看到寺的左鄰也是一處仿古建筑，門楣上掛著的匾額居然寫著“什剎海書院”。不知這個書院是書法院仍是躲書院，但我寧愿把它懂得為后者。書院的年夜門緊閉，無法了解里面的情況。隔墻向里觀望，院內是一棟幾層高的樓房，假如這里躲書，那么興修者很能夠了解旁邊的廣化寺就是國度藏書樓的來源地。
從廣化寺側旁的一個小胡同穿過，就是熱烈不凡的什剎海。這一天是周日，游客天然不少，廣化寺與什剎海僅一墻之隔，看來真合適張之洞的建館請求，不然的話，他就不會把本身的躲書放在廣化寺。惋惜，他往世的時辰沒能看到本身盡力倡建的這座藏書樓，當然，他更不成能了解這個館后來成為了國度藏書樓，并且是這個地球上的十年夜藏書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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