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學衡》
本年是《學衡》雜志創刊100周年。在汗青加快消失確當下，汗青經常成為人們的談資。可是，留念的汗青多有不講依據，由於依據與留念的旨趣往往背道而馳。《學衡》雜志分歧，它創刊于1922年1月，1933年復刊，一共出書了79期。圍聚在《學衡》四周的學人被稱為“學衡派”或“西北學派”。《學衡》以一份學術雜志，能在古代中國汗青上留下深深的印記，憑仗的是什么？ 思惟和舉動。借用1878年法國年夜文豪雨果（Victor Hugo）在留念伏爾泰（Voltaire）往世100周年年夜會演出講的句式，《學衡》在批駁和贊美聲中遠往，它不只僅是一個學派，仍是一個世紀。
為了留念《學衡》雜志創刊100周年，我們做了特別預備，但一切被突如其來的疫情給打斷了。所謂汗青的必定是由偶爾堆砌而成的。盡管這般，我沒有廢棄一個打算，即用影視的方法再現百年學衡。這就是接上去要播放的記載片《百年學衡》。這部電影共有四集，分辨為《昌明國學》《熔化新知》《知行合一》《誠樸宏偉教學》，片頭語由兩段文字構成，第一段揭橥了記載片的要旨：
一百年前，十朝古都南京，一群學人相聚在這里。他們有的長衫草鞋，有的西裝革履；有的須發漸白，有的風華正茂；有的博通經史子集，有的浸淫歐風美雨。是什么讓他們走到了一路？頑強。
“學衡派”同人中，既有如柳詒徵、王伯沆如許浸漬中國傳統的學人，也有如梅光迪、吳宓、胡先骕等深諳東方文明的留先生，梅光迪在弔唁劉伯明文章——《九年后之回想》里寫道：“《學衡》雜志降生，主其事者，為校中多數頑強不馴之份子，而（劉）伯明為之俊。”當事人自視“頑強”，那什么是“頑強”呢？ 依據《學衡》同人的言行可知，就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以學術為志業”。詳細而言，是片頭語的第二段所歸納綜合的：
閎識孤懷，立回復傳統文明之志；挺拔獨行，懷摸索古代文明之心。
四集記載片由兩個部門組成。第一集和第二集互為表里，明線講“學衡派”同人的“新文明不雅”，暗線比擬《新青年》的“新文明不雅”。“學衡派”同人以為，新文明的“新”與舊文明的“舊”，也即“今”與“古”，并非二元對峙的關系，有內涵的聯繫關係，這種超出新舊、古今之此外文明不雅，天然也不會強分中西之別。與普通的懂得紛歧樣，我們以為《學衡》和《新青年》在推重“新文明”上沒有最基礎分歧，在看待會議室出租“舊文明”上似有可通之處。片中講到1923年12月1日胡適來南京餐與加入族侄胡夢華婚禮的工作。胡夢華和吳淑貞是1920年考進南京高級師范黌舍的，后一路轉進國立西北年夜學西洋文學系。兩個同窗很是新潮，沒有結業就高調在花牌坊中國青年會舉行婚禮，並且還請來本身的教員梅光迪和樓光來分辨給男方和女方做先容人。當晚列席婚禮的還有教員柳詒徵、吳宓等。據胡夢華回想，胡適與梅光共享空間迪等老友新朋冷暄落座后，遇機爭辯。胡適主意文學反動，侃侃而談。梅、吳提倡新人文主義，以希臘愚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例，指出那時名揚中國的羅素、杜威等未必青出于藍，更遑論后來居上。柳詒徵舉出孟子助陣。你來我往，胡適寡不敵眾，楊杏佛從旁挺身互助，氛圍極為熱鬧。一場舊式婚禮釀成了南北分歧新文明不雅論辯的場域。
有興趣味的是，第二天（12月2日）胡適受邀到國立西北年夜學做了兩場關于中國傳統文明的演講。一場是《書院制之汗青》，演講記載頒發在《北京年夜學日刊》，后又刊于《西方雜志》。胡適以為，中國現代的書院與東方古代的“道爾頓制”（Dal⁃ton plan）很契合。“道爾頓制”是20世紀初美國教導家帕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創建的以先生為主體的講授方法，先生可以依據本身的意志制訂進修打算。在胡適看來，書院不只是中國的最高學府和思惟源泉，仍是“現代最高的教導機關”。他稱贊南菁書院山長黃梨洲的規語——“腳踏實地，莫作調人”，感嘆放棄有一千年汗青的書院，導進僅有一百年的德國粹校軌制，其實是惋惜。
胡適講書院，旨在發掘傳統中的“古代性”；談國粹，則從“疑古”開端。1921年7月31日胡適曾來國立西北年夜學演講《研討國故的方式》，此次講統一個主題，內在的事務有很年夜分歧，當為《〈國粹季刊〉發刊宣言》。胡適誇大用古代學術方式重審國粹的需要性：“國粹的未來，定能遠勝國粹的曩昔；曩昔的成就固然無可非議，但未來的成就必定要更好有數倍。”
記載片第三集和第四集可以視為一個單位。“學衡派”同人在南高師—西北年夜學播下的種子很快開花成果——第二代學人敏捷生長。1919年南京高級師范黌舍文史地部成立后招收了36論理學生，胡煥庸、向達、繆鳳林、張其昀、景昌極、陳訓慈、范希曾、徐震堮、錢堃新、王庸等后來成為著名學者。這屆先生被吳宓稱為最優良的一個班，絕後盡后。1935年6月，胡煥庸在《地輿學報》頒發了一篇題為《中國生齒之分布》的論文，文中寫道：
今試自黑龍江之璦琿（今愛輝），向東北作一向線，至云南之騰沖為止，分全國為西北與東南兩部：則此西北部之面積，計四百萬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三十六；東南部之面積，計七百萬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六十四。惟生齒之分布，則西北部計四萬四萬萬，約占總生齒之百分之九十六；東南部之生齒，僅一千八百萬，約占全國總生齒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懸殊，有這般者。
這條自黑龍江璦琿至云南騰沖的生齒密度對照線，被稱作黑河—騰沖線，即有名的“胡煥庸線”。1931年“九一八”事情后，japan(日本)帝國主義加速侵華戰鬥的程序。在國度生死之際，若何最年夜限制地調植物力和人力資本停止抗戰是眾所關懷的題目，“胡煥庸線”的發明可謂“學衡派”知行合一的表現。在抗戰時代，胡煥庸心系南海，定名了“南沙群島”；張其昀等考核東南，為抗戰建言獻策。對于“學衡派”同人的操守和保持，記載片經由過程柳詒徵、吳宓、王伯沆、梅光迪和胡先骕等歸納了“誠”“樸”“雄”“偉”四字校訓。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竺可楨任浙江年夜黌舍長時，在張其昀的協助下，在浙年夜奉行“學衡派”的理念，“學衡派”同人陳訓慈、郭斌龢、王煥鑣、景昌極比及浙年夜任務。同年，受竺可楨之邀，梅光迪到浙江年夜學輔助樹立人文學科。梅光迪開辦的《國命旬刊》，經由過程文明宣揚抗爭必勝的信念，他以為古代戰鬥是一種文明戰，“國度競爭，兼含有文明競爭，滅其國度者，必滅其文明”。而在江西泰和，文理兼通的國立中正年夜黌舍長胡先骕則組織了中國年夜學中獨一一個火線戰地辦事團。
作為總撰稿人，我和我的團隊在記載片中凸起了兩點：第一、誇大《學衡》與《新青年》在新文明不雅上的互補性。“學衡派”持久被曲解為否決新文明。“學衡派”是個很廣泛的概念，假如把著名的同人、同志和伴侶都算在內，大要有八十多人，你看他們寫的文字，有否決新文明的嗎？ 沒有。間或有一二人諷刺口語文不雅觀馴，如胡先骕批駁胡適，但他們不是敵友關系。胡適有兩句出色的話：“兩個否決的伴侶”。“皆兄弟也”。《學衡》與《新青年》的關系有點像法國發蒙時期的兩位大師——伏爾泰和盧梭。伏爾泰屬于人類，盧梭屬于國民。《學衡》屬于中國人，《新青年》屬于中國青年；《學衡》是中國文明的守護人，《新青年》是中國文明的改革者。
第二、“守舊也是一種提高”。這是“學衡派”門生吳俊升的話。受近代主義的影響，人們以為守舊即保守，甚至革命，這是很年夜的曲解。“學衡派”焦點人物年夜都是留美先生，西裝革履，言必稱西洋，哪來的保守和革命！“學衡派”倡導繼續和發揚中國傳統文明，有良心平易近族的基礎，不是守舊，是提高。
感激我的團隊，感激制作單元南京遠瞻傳媒無限公司，感激出品單元榕祉（上海）影視文明無限公司。這部電影是兩個單元加我——三個南年夜校友配合制作的，我等待這部電影不只屬于南年夜，還屬于一切與“學衡派”有關的黌舍，認同“學衡派”主意的人。
2014年12月，南京年夜學學衡跨學科研討中間成立，2016年4月改名為學衡研討院。學衡研討院繼襲《學衡》傳統，提出“全球外鄉化”的命題——梳理常識譜系，前瞻學術年夜勢，預流國際前沿，建立外鄉風范。回想迄今的歲月，我的感觸感染一個字：難！ 這些年小樹屋，無論是我小我，仍是群體，都獲得了必定的成就。我們發掘了南京年夜學甚至中國年夜學史上的一個主要符號——學衡，借助這個符號的魔力和加持，開辟了一條人文社會迷信研討的途徑。不論有人能否情愿，“學衡”已然成了南年夜理科的招牌。
招牌當然主要，更主要的是，從八年的實行中，我體悟出學術評價的新尺度，并貫徹于培育先生之中。此刻學術評價尺度過度器重學術GDP。英國作家喬叟（Geoffrey Chaucer）說過的一句譏諷的話，let⁃ter（文字）即litter（渣滓）。我批准李伯重師長教師的話，當下良多學術論著是文字渣滓。我認為評價學術的尺度有四點，在四點中，學術GDP只能墊底。學術評價的主要度順次是：學界口碑、學科位置、學脈傳承、學術GDP。
有的學者，結果紛歧定多，學科位置紛歧定高（指學術進獻），但口碑極好。這與當事人的學風和學養有關，其一言一行具有垂范感化。好比“學衡派”的王伯沆，南京失守前夜因中風沒有來得及逃離，1944年9月25日病重垂死之際吩咐家人，生不愿見日寇，逝世也不愿在城門口碰著日寇，棺材就埋在家里的后院。學界口碑傳承著作為志業的學術精力。
評價一位學者，除口碑外，還要看其在所屬學科中的位置和進獻。“學衡派”同人對古代中國粹術的進獻是宏大的，吳宓被譽為中國比擬文學之父，不用多說。提起“學衡派”，普通總想到它的文史取向，實在迷信取向在那時的中國位列最前沿。竺可楨在國立西北年夜學開辦了中國第一個地學系——涵蓋地質、地文、景象、古生物、政治地輿等，胡先骕是中國植物學的開闢者。
假如一個學者，既沒有口碑，也沒有學科進獻，徒有一年夜堆如野狐禪般的論著，又有什么意義呢？ 我對先生說，假如哪天教員是如許的話，你們可以如金庸小說里的“滅盡師太”，當“滅盡門生”。做學術研討，要“接著講”，也就是接著後人的話往下講，這既可以有興趣識地賡續某一學脈，也可以泛泛地遵守學術規范，將後人的研討和熟悉向前推動。來歷清楚，才幹凸顯本身研討的地位。
知足了前三條后，才談得上學術GDP。當下學人廣泛存在文字崇敬癥，認為寫得越多越好，在印刷文明時期之后的收集時期，這曾經沒有多年夜意義了。
我在比來完成的一本小書的后記里，寫下了這么一段話：猶記，年青時讀丁韙良（W.A.P.Martin）《花甲憶年》（A Cycle of Cathay），又讀宮崎滔天《三十三年落花夢》。年屆花甲，轉眼“將來的此刻”已然成為“曩昔的此刻”，而“曩昔的此刻”恍若“將來的此刻”。時光老是以否認“此刻”的方法睜開的，誰也逃不脫被否認的命運。有開端就有停止。有尾聲就有閉幕。清楚這個事理的唸書人應當本身選擇停止，選擇閉幕。學衡研討院成立伊始，我就想好了明天。在播放《百年學衡》之前，當著學衡先賢的記憶，面臨線上的和線下的嘉賓，我宣布辭往學衡研討院的院長。對于一個教員來說，最能滋養知的處所，是書齋；最能安慰知的場合，是講臺。
（本文是作者在《百年學衡》記載片研教學究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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