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古典文學
我近年在思慮一個題目：稽考、熟悉中國現代小說作者，私密空間并將其小說作品作為文獻材料。這個設法是從近年我做《錄鬼簿》考釋所領悟到的一個題目。這原來是一個老題目，可是我們曩昔的研討者對于經典小說作者年夜都只知其名，甚至是筆名，不知其為多麼樣人，憑後人的零碎記錄猜測，看法紛紛，都不克不及落實。所以我們對于《金瓶梅》的作者，《醒世姻緣傳》的作者，至今沒有一個大師公認的看法。近幾年，我做《錄鬼簿》考釋，從中認識到，稽考元代曲家的散曲、雜劇也可作為一種察看其人的根據，并有進一個步驟的認知；後人沒有稽考的，現出了身影；不克不及坐實的，坐實了上去；粗知其人的，熟悉得更深細了。從而想到這能否也可以用以稽求現代經典小說作者。
這原來是不成題目的題目。《孟子》中談“尚友前人”就是說要誦其詩、讀其書。我們簡稱知人論世說。但大都官方修史有“文苑傳”，卻只簡略記錄文學家的里籍、仕歷，有詩文集的列出集子的稱號。曩昔歷代的汗青為文學家立傳，多不援用他的作品，也不講他的文學進獻；普通只是枚舉其業績罷了。梁啟超《汗青研討法》提出批駁，以為為文學家立傳教學，應當征引他的作品，像《史記·司馬相如傳記》引錄年夜賦家的代表性的賦作。這一不雅點基礎對的。由於我們說汗青人物有標準立傳就是由于他在汗青上作過進獻，用前人的話說就是：建功立言樹德。作家有傳世的文學作品，才有立傳進史的標準，不舉出不評論其文學作品，怎么能見好事事跡。所以梁啟超特殊稱贊了司馬遷《史記》為司馬相如立傳。司馬相如是漢賦大師，業績沒有什么可以陳說的。于是司馬將就把他的賦依時序征引，簡略闡明其意旨。當然，征引仍是不敷的，由於小說部頭比擬年夜，數字比擬多，那么為作者立傳不克不及照樣把他的作品搬進列傳里來。是以就要對他的文學成績、價值作出剖析判定。詩文作品是作家抒懷言志的，表示出其思惟、性格、才幹甚至生平行狀。我們古代研討者為歷代文學家作傳，都離不開其詩文，最凸起的例子是杜甫是實際主義詩人，詩作極多，所以我們對杜甫生平業績和思惟了解得也最詳實。但大都經典小說作者，沒有詩文傳世，只知其名，有的仍是筆名，便無法知其為多麼樣人了。小說是敘事文學，有的仍是論述汗青故事，對作者來說是身外之事。所以研討者也就不把其作品視為稽考認知其人的資料了。
實在否則，文學是由言（文）象意三個層面組成。小說是文學作品，依照其天性，小說也是由三個原因、三個層面構成的。一是言或許說是文；二是象，就是抽像，文藝重要是直不雅、理性地反應生涯；三是意。中國現代很早就有研討者提出“言、象、意”的題目，東方文藝實際中的所謂“景象學派”，也提出文學是由幾個層面構成，其基礎是說話，進一個步驟地是象、圖像，第三個方面就是意、思惟或許說形而上學的內在的事務。小說固然論述的是身外之事，也有偏向性，有作者的思惟不雅念。美國小說研討者布斯已經寫過一部《小說修辭學》，明白提出：小說沒有盡對客不雅中立的敘事，寫什么，如何寫，任何選擇都裸露了本身。一切的小說論述文學，即便是展現性的——如戲劇一樣的展現型的作品——也存在著“他”：小說家、文學家本身的思惟熟悉。所以他提出“隱含作者”如許一個稱號，與《孟子》“知人論世”說是分歧的。所以說，小說的取材、作法、說話等標的目的，城市隱含作者的思惟、性格和才藝的某些情形。既然如許，不只詩文可以以研討作者思惟生平業績為根據，小說也應當可以。所以，近年我在做完《錄鬼簿》考釋之后，也又延續到小說，不竭地思慮幾部經典小說作教學者的題目，有些粗略的設法。
小說作品反應了小說作者的世界不雅、價值不雅，以及他對于生涯的熟悉、感教學觸感染、清楚。那么，我們經由過程小說也可以看到其人。如小說家羅貫中代表作是汗青演義小說《三國志演義》。由于《三國演義》的最早讀者，明人金華蔣年夜器的序文里稱他“東原羅貫中”，東原即此刻山東東平的雅稱。研討者以為羅貫中本貫東平，流浪浙江，是元代后期北籍南寓的文人。后有20世紀30年月發明的天一閣手本《錄鬼簿續編》，此中著錄“羅貫中太原人”。研討者多以為，“太”字是“東”字的草書誤認，並且是孤證，多不從之。但近些年也有研討者做考據，力證羅貫中確為太原人，影響亦年夜。是以，就發生了兩說。于是這段公案，直到此刻，研討者甚至汗青學家還在不竭地切磋。東原即東平說、太原說，都是羅貫中本貫、本籍的題目，與其為多麼樣人和文學創作并不主要，但研討者出于一種鄉情，老是看成年夜事，爭議不休。我由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中發明，他不只客籍東原即東平人，還獲知了一些更主要的工作。我們經由過程羅貫中的作品，不只可以斷定他的本籍，並且可以進一個步驟地熟悉到羅貫中是多麼人士。
簡括地說，由《三國淺顯演義》這部據史演義，根據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注作成的小說，揣度羅貫中具有較厚實的文史素養。敘事說話半文半白，論述中幾次列出多類人物表，卷頭開列了三國各家的宗族名字多達數百人，年夜而無當，不是小說家應該做的工作，對讀者無年夜意義。可以判定，作《三國演義》小說的羅貫中，那時仍是一位文士學人。《三國演義》中所表示出來的價值不雅是不完整同于傳統倫理不雅念的。小說中魏蜀吳三國沒有嚴厲的封建倫理不雅念，尤其是寫曹操，沒有完整徹底丑化、譭謗曹操，把他看成巨猾年夜惡，有些處所仍是頌揚的。顯明表白羅貫中的學術思惟、汗青不雅重事功，與元代浙東學派的思惟系統是分歧的，也就是永嘉學派的思惟不雅念。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三國志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是一位浙東學派的學人。《水滸傳》百回本簽名“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前后兩年夜部門無論在意旨、構造、寫法和說話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差別。前七十回寫梁山義兵的聚首，表現“官逼平易近反、亂由上作”的意旨。這一部門的論述很是活潑，保存著現代平話生齒語敘事的特征，還顯明殘留著幾處平話人就地演說時辰和聽眾交通照應的非情節性習氣話語。這種景象表白前一部門是出自有學養的平話藝人或許說巨匠的創作。施耐庵無疑是一位有學問、身手高明的平話巨匠。再從《水滸傳》來看，羅貫中的思惟不雅念接收了施耐庵所敘寫的思惟偏向，這種思惟偏向我們可以用後人的話來歸納綜合：“艷草竊為義平易近”，草竊就是小偷小摸；“稱響馬為英杰”，就是把反水朝廷的響馬都寫成好漢人物。這與傳統的倫理不雅念是完整相反的，和《三國志演義》的作者是統一種思惟形式、思惟偏向。《三國志演義》里明白地提出“全國者，全國人之全國也，唯有德者居之。”你能不克不及做全國的魁首，全全國的君主，就看你是不是取得國民的信賴，是不是得民氣。可是羅貫中作為一個學人，不克不及完整解脫、消除傳統的倫理品德不雅念。是以從這個角度，他就對施耐庵《水滸傳》前半部的偏向停止修改，這就發生了“殺盡貪官與貪吏，忠心酬報趙官家”。這一牴觸思惟使他在后半部的續寫傍邊采取了一種“復調敘事”，寫梁山義兵爭奪朝廷招撫，完成了招撫，然后為朝廷平方臘；可是在敘寫征方臘的每次戰爭傍邊，側重點都放在這個步隊的流失和滅亡。所以每回之后都要擺列出走掉、團圓和陣亡的好漢名單，使后半部門發生了一種復調的偏向。就是說，假如從解構主義的思緒來說明，他寫水滸的招撫、征遼平方臘，現實上是顯示出這個步隊的消亡、撲滅的喜劇。后一部門續梁山義兵招撫、征遼、平方臘，屬軍國年夜事，配角是宋江，其別人物只是偶然現身，闊別社會生涯，沒有鮮活活潑的描述。敘事由單向的頌揚變為復調的敘事，道理相背，報國的勝利實為義兵的團圓撲滅，構成解構主義的敘事特征，留給讀者的只能是無法的感嘆：“煞耀罡星今已矣，讒臣賊子尚仍然”，個中隱含著汗青的思慮。敘事方式與行文與《三國志演義》類似，也幾次列出分歧的人物名單。羅貫中續寫這一部梁山義兵的作品仍保存著作《三國志演義》的學人本質，表現他曾經進進都會瓦舍的書會作小說的行列。別的，署其名的《平妖傳》《隋唐演義》等小說，應當是他進進了文娛場、進進了平易近間文藝集團而創作的作品。雖不完整失實，但也應該有幾分可托性，羅貫中已成淺顯小說的專門研究作家，以此為生，渡過其暮年。
是以我們以為，《水滸傳》的創作當然應當是在《三國志演義》的創作之后，羅貫中由一位學人釀成了販子文明、文娛場合改編、續編的平話藝人，進而續寫編纂了《水滸傳》。我們年夜體上可以看到羅貫中的生涯途徑：從一個文人學者，而走向了書會秀士。經由個人空間過程作品我們不只可以進一個步驟詳細地熟悉羅貫中其人，並且可以了解他的客籍和生平粗略。
更令我覺得欣喜的是羅貫中續寫編纂《水滸傳》留有他本貫東原即東平的烙印，或許說出自本貫的鄉土情結。我們可以認定羅貫中本籍是東原，也就是此刻的東平，而不是太原。以前，曾有學者提出，《水滸傳》里寫武松為兄報仇殺逝世潘弓足，斗殺西門慶，犯了逝世罪，東平府尹陳文昭合情合理，輕判刺配孟州，是個清明官員。陳文昭原是做過浙東慈溪縣令的，本地理學家趙偕曾輔助辦團練，組織平易近兵，防衛故鄉，名聲極佳。羅貫中是偷梁換柱，讓英明的東平府尹也叫陳文昭。這個說法應該是對的的。再讀《水滸傳》后半部可以發明更多的證據，這一部門的論述方式、說話同《三國志演義》類似，特殊是中心拔出的很多原東平元人雜劇的故事。凸起的一點是這部小說增多了黑旋風李逵的情節，簡直都是據東平人的雜劇改編縮寫。康進之的《李逵負荊》是四折一楔的完全雜劇，《水滸傳》第七十三回改編敘寫具體活潑，寫“李逵雙獻頭”，論述李逵負荊的故事很是具體，顯然是對康進之《李逵負荊》雜劇的改編；《李逵負荊》有腳本傳播，高文秀的《黑旋風喬坐衙》《黑旋風喬講授》是院本式的扮演型而無曲文的短劇，沒有腳本傳世，羅貫中只在第七十四回做簡單論述，他應是早年曾看過表演。由《水滸傳》的敘事場景，特重梁山地點的東高山區，如第七十四回寫燕青打擂“智撲擎天柱”，頌其技藝高強，地址在泰山廟會。公孫勝是冀州落發的道徒，小說停止寫他是殘存的英雄，往泰山道不雅做羽士，沒有回冀州等等，都應當是羅貫中出于東平情節。可見，羅貫中本貫東平應當是可以定案的。這個題目我感到可以處理、認定，不用再有什么爭議。
在羅貫中作的兩部小說所看到的“隱含作者”，不止其本貫一事，並且還包含其人的文明素養、思惟不雅念，甚或某種行狀。假如再聯絡接觸此外零碎的記敘，便可以粗知其人的年夜體，衝破後人無所考據、無法證明的瓶頸，取得走近其人的熟悉。假如我們聯絡接觸有關的、零碎的學術記錄，我們甚至可以揣度羅貫中已經餐與加入過張士誠東吳陣營。我由《錄鬼簿續編》記其人在至元二十四年與至正甲辰“復會”前后的兩段空缺，此前是“天各一方”，此后是“不知所終”，約略揣度羅貫中能夠曾進進姑蘇和杭州稱吳王的張士誠的幕府，這在明代是要忌諱、未便明說的，這應是羅貫中前為浙東學人，后隱身書會作小說的汗青契機。當然這些工作我們無法完整認定，可是可以認定現存浙東學術名人趙偕師長教師去世后的門人公祭名單中列名羅本就是羅貫中其人，這個可以從《水滸傳》自己獲得印證。若能證明，作為一種猜測，無妨成為一說。
由對羅貫中生平的熟悉思慮，遂認為稽考現代小說作家，解析其小說文本，也應是一條應行的道路，以此對《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清初的幾位佳人才子小說作者，也應該是卓有成效的。我們可以對《金瓶梅》的作者，就《金瓶梅》作者的價值不雅、對生涯的熟悉、文明涵養、文學興趣來推定其人是多麼樣人。我們可以進一個步驟從《醒世姻緣傳》里的生涯常識面，作者所生涯的行動和所經過的事況的處所等判定，《醒世姻緣傳》盡不會是蒲松齡所作，它的作者確定是一位已經在山東做過官的河南人，這就跟他簽名“西周生”相合了。依照《醒世姻緣傳》所寫的地輿佈景：濟南、北京、淮安，和明清之交李政修所仕進的處所是分歧的。是以我們可以年夜致揣度，《醒世姻緣傳》的作者就是書中所表彰的好官：河南人李政修。
我們以為，小說論述中可以或許顯示，或許說裸露出的作者的多方面信息，包含價值不雅、思惟，某些行跡也可以在他的論述中吐露出來。所以我想，我們繚繞小說作者的研討也應當以他的作品作為研討的材料和文獻。上升到實際說話就是：我們對一部作品的解析和對于作家的考據，兩者是有分歧性的。
（作者系山東年夜學畢生傳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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