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洪子誠 秦兆陽 文史研討
秦兆陽（1916－1994），湖北黃岡人。著有《鄉村散記》《在郊野上，進步！》《年夜地》等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寫有影響極年夜的論文《實際主義——遼闊的途徑》。可是他在今世文學中最年夜的進獻，是文學期刊編纂。在1950年月和1980年月，他先后掌管主要刊物《國民文學》和《今世》的編務。他本身也說，假如要在他的名字之前加上頭銜，他最愿意的是“編纂”。是以，在他離世之后，他的留念文集取名《編纂大師秦兆陽》1。
秦兆陽
1956年他擔負《國民文學》副主編這個階段，是他編纂生活最主要、最有發明力，但也是讓他緊接著毀譽更替，惡運纏身的時代。盡管在今世，他的申明遠不如那些顯赫的文學官員和作家，可是我們在回想今世文學錯綜復雜的汗青時不該該忘卻他。上面的文字，重要記敘1956年在他身上產生的工作，這些工作有它們的“余波”，是以記敘也會延長到1957、1958年。
“修改主義舉動綱要”
1955年秋末的一天，劉白羽——他那時任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約秦兆陽說話，說“《國民文學》這兩年辦得沒有賭氣……不克不及再如許下往了，必需改良。是以想把你調到《國民文學》往當副主編”，并說，“這是作協黨組的決議。至于今后的任務，重要是加大力度群眾性、戰斗性……”黨組和劉白羽選擇秦兆陽，一是他來自束縛區，1938年就赴陜甘寧邊區餐與加入反動，別的是他有持久的編纂任務經歷，也從事小說寫作。他1940年月先后在依據地息爭放區的《拂曉報》《火線報》《華北文藝》等報刊任務，特殊是《國民文學》1949年創刊到1952年，他擔負該刊的小說組組長。對于這一任務調動，作家康濯說，“假如你真的干起來，能夠會出錯誤的”。深諳世情也善變而屢次逃離險境的康濯，既清楚秦兆陽的固執，似乎也覺察他與劉白羽的“加大力度群眾性、戰斗性”之間存在的裂縫。可是這個暗示未能獲得秦兆陽的器重。他接收了這一委任，很快就把家搬進了北京東單四周的小羊宜賓胡同3號——《國民文學》昔時的地點地。這一年他39歲。2
1956年《國民文學》的主編是嚴文井，但聽說嚴文井這段時光“情感降低”，現實編務便落到秦兆陽身上。3受這一年中共中心“雙百方針”的提出和實施的鼓舞，上任伊始，秦兆陽大志勃勃，起草了共18條的“《國民文學》改良打算要點”。這份打算后來遭到逐條征引的批評，我們是以得以獲知它的全貌。限于篇幅，擇其要者枚舉于下：
1.在文藝思惟上，以實際主義為主旨；但在頒發作品上應留意兼收其他門戶有瑜伽場地實際性和積極意義的好的作品。
2.以進步東西的品質，建立刊物的奇特作風，為今后改良的中間題目。
3.藝術性和思惟性并重，不因政治本準而疏忽或下降藝術尺度，但在具有特別性的作品眼前可依據詳細情形機動把握。
4.倡導嚴肅地重視實際，英勇地干涉生涯，以及對藝術的發明性的尋求。
5.倡導題材、作風、款式的多樣性……題材不分新舊、作風不分樸實富麗，均應器重。
6.決紛歧般地共同以後的政治義務，對全國性或世界性的嚴重政治事務和社會變更，要表現熱忱的關心，但也不做委曲的、普通性的、死板無味的反應。
7.決不頒發平淡的、無關緊要的作品。
……
11.在評論任務上，以研討今世的作品和創作中的題目為主；對古典文學和本國文學，重要是從創作的角度研討作家和作品；以論文、創作談、短論三種情勢呈現。論文對所研討的題目必需是顛末體系深刻研討，具有獨到的看法。
“要點”其他還有：“加大力度對新作家的有重點的培育”，以及“親密留意以後文藝創作的情形和文藝思惟的情形，必需常常餐與加入各類嚴重題目的研討，常常表現刊物對各類題目的光鮮立場”。
《編纂大師秦兆陽》，國民文學出書社，2013年6月
后來對秦兆陽的批評以為，假如說他的論文《實際主義——遼闊的途徑》是修改主義思惟綱要，“《國民文學》改良打算要點”就是修改主義舉動綱要或任務方針。4這份“打算要點”的要點是：第一，誇大面向生涯所有的復雜性的實際主義，這照應了他的《實際主義——遼闊的途徑》的焦點不雅點：在文藝創作上，生涯真正的和藝術真正的是不變的“基礎年夜條件”，“想從實際主義文學的內在的事務特色大將新舊兩個時期的文學劃分出一個盡對的（黑體字為原有——引者注）界限來，是有艱苦的”。第二，在今世政治、文學的糾纏的嚴重關系中，誇大對思惟、政治的器重不該以下降藝術水準作為價格。第三，作家、文學品種、題材、作風的多樣性，和對發明、培育新作家的器重。第四，加大力度實際、批駁的地位，晉陞刊物回應時期思惟、創作實際的自動性和深度。
秦兆陽的辦刊的靈感和參照的形式，既來自五四新文學的主要刊物，也來自19世紀的俄國的文學雜志。在一次編務會上，他“不無豪放和豪情地傳播鼓吹”：“要把《國民文學》辦成像19世紀俄羅斯的《內陸紀事》和《古代人》那樣的一流的文學雜志；編纂要有本身的實際主意；編纂部要有配合的明白的思惟偏向；要不竭地發布新人新作……”還對編纂部同事表現，“假如辦一個可以由本身做主的刊物，我可以再干十年二十年，甚至當一輩子編纂……”并說，“我若是別林斯基，你們就都是杜勃羅留波夫”。5
20世紀的《內陸紀事》和《古代人》
《內陸紀事》和《古代人》是19世紀在彼得堡刊行的文學和社會政治雜志。家教《古代人》由普希金創刊于1836年，1837年普希金去世后，由批駁家普列特尼約夫6接手。1847年詩人涅克拉索夫獲得刊行權直到1866年被查封。《內陸紀事》辦刊時光是1839至1884年。《古代人》和《內陸紀事》在俄國19世紀文學中，屬于托洛斯基所說的“年夜型雜志”；“年夜型雜志的統治組成一個時期，那時俄國常識分子正在本身中心發明汗青”。“年夜型雜志”是19世紀俄國獨佔的“傳統”。在社會活動尚未充足睜開的時期，它們“作為必定的社會合團的精力焦點”呈現，是“發生思潮的試驗室”，“雜志為常識分子充任了舉動綱要，政治冊本和政治組織”：在它們下面，睜開著有關俄羅斯將來途徑的猜測和論爭。它們既是優良文學作品的“集散地”，也是諸如此拉夫派和西歐派、平易近粹派和不受拘束派、哲學唯心派和幻想社會主義等思惟家數展現、論辯的平臺。7《古代人》《內陸紀事》等的汗青，必定水平也可以視作俄羅斯19世紀文學的簡史。而秦兆陽心儀的別林斯基（1810-1848），1939年任《內陸紀事》“首席批駁家”，1846年景為《古代人》的批駁家。文學史家米爾斯基稱他為俄國“雜志人時期的第一人”8。秦兆陽在別林斯基身上，看到可以仿效、取得共振的某些主要品德：對一種“忠于生涯，并同時包含具有嚴重社會心義的思惟”的文學的推許；為這種文學幻想的低落忘我的豪情；照應時期走向，對同時期作家作品作出有東西的品質的診斷和評判的才能……
不外，無論是“年夜型雜志”時期，仍是“雜志人時期”，托洛斯基和米爾斯基都明白指出，如許時期在19世紀末的俄國曾經停止，文學常識分子、“雜志人”在社會生涯和思惟範疇施展宏大影響的時期曾經曩昔。至于20世紀確當代中國，就更不成能呈現如許的局勢。《國民文學》和《古代人》的性質最基礎分歧，作家、“雜志人”與時期，與政治氣力的關系已產生很年夜轉變，自立性、小我自力空間（秦兆陽說的“本身做主”）曾經極年夜減縮。試圖當20世紀的別林斯基，現實證實是時光、也是空間“錯位”的想象：這一“錯位”，招致后來喜劇的產生。
秦兆陽1939年在延安的木刻《秧歌舞》，北京中心美術館盧迎華供給。原件存于澳年夜利亞堪培拉國度美術館。感激澳年夜利亞國度美術館受權應用。
指出這一點，并不能否定秦兆陽可敬仰的熱情，抬高他文案勞形所獲得的功勞。現實上，在他“主政”的長久時光里，《國民文學》面孔一新，灰色煩悶中開端收回奪目的光榮。這里說“長久時光”，是由於秦兆陽的《國民文學》時代實在只要一年多，1957年春他就向“黨組”請了創作假，編務由編纂部主任李清泉9擔任。固然這般，他確立的辦刊方針一向延續到《國民文學》1957年的7月號；后來清理他的“罪惡”，1957年上半年《國民文學》產生的工作也回在他名下。這一年多《國民文學》的熱門，是實際和創作上對實際主義、“寫真正的”，對文學提醒社會生涯牴觸的提倡。這一編纂理念是在那時的“雙百方針”下作出的，也為斯年夜林往世后蘇聯社會、思惟的變更所推進。更內涵原因，則來自秦兆陽對文學實際弊病的憂慮：教條主義、俗氣社會學不雅念的風行和由此發生的公式主義、無沖突論的廣泛景象。10為此，他撰寫了長篇論文《實際主義——遼闊的途徑》，刊發了陳涌《為文學藝術的實際主義而斗爭的魯迅》的長文；組織一批針對公式化概念化景象的文學短論；費心費神地修正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推薦“尖利提出題目的、批駁性和譏諷性”的“‘偵查兵’式的特寫”11……
這種“‘偵查兵’式的特寫”，除《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外部新聞》之外，《國民文學》刊載的還有《爬在旗桿上的人》（耿簡）、《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白危）等多篇。這種文體與凡是意義的特寫、陳述文學分歧，為蘇聯作家奧維奇金12在1950年月開創13。奧維奇金的說明是，“特寫”有兩品種型，一種是“嚴厲記載式的”，描述真正的的詳細人物和事務，另一種則是，“現實的正確性只在所描述的景象的實質，而在其他方面，作者的伎倆也像在其他任何一種文體里并不受約束”。他將后一種稱為沉思的特寫，或研討性的特寫。14這種文體，似乎是為了戰勝文學的“無沖突論”而定制。可是，情勢歷來就不純真是情勢，這虛擬的“非虛擬”寫作（權且如許歸納綜合）在中國今世文學的命運急促：它不只要來自“實質真正的”的考察，也要面對“事務真正的”的壓力。跟著劉賓雁等遭到批評，這種文體也就基礎上加入汗青舞臺。15
這一年中，《國民文學》刊發的揭穿生涯牴觸的作品，除下面提到的小說、特寫，還有《改組》（李國文）、《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白危）、《爬在旗桿上的人》（耿簡）、《灰色的篷帆》（李準）、《馬真個腐化》（荔青）、《明鏡臺》（耿龍祥），以及秦兆陽本身的《緘默》（簽名何又化）等，它們在《國民文學》組成一股“干涉生涯”、揭穿實際牴觸的創作潮水。這些作品的思惟藝術東西的品質整齊紛歧。固然在1980年月被譽為“重放的鮮花”16，“鮮花”只是在對“香花”的辯誣意義上成立，此中有一些難以說是佳作。非論是破舊，仍是立新，文學有時辰確切需求潮水的沖擊。在涌動的潮水中，能夠發生精品，但也確定會出現泡沫。
對于這個時代的《國民文學》，不論是批評仍是贊揚，人們的追蹤關心點都在“寫真正的”和“干涉生涯”這些命題上，而幾多疏忽了它的別的的主要進獻。一是對文學新人的發明和支撐。不少作家均在這個時代的《國民文學》頒發他們的童貞作或成名作，如林斤瀾（《臺灣姑娘》），宗璞（《紅豆》），劉賓雁（《在橋梁工地上》），李國文（《改組》），王汶石（《風雪之夜》），肖平（《三月雪》）、曲波（《奇襲白虎團》），評論家蔣和森（《賈寶玉論》），曾華鵬、范伯群（《郁達夫論》），葉櫓（《關于抒懷詩》），曉雪（《生涯的村歌——論艾青的詩》）……不錯，王蒙之前也頒發短篇小說《春節》（《文藝進修》）、《小豆兒》（《國民文學》），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秦兆陽修正本，并由他慎重發布）奠基他在今世文壇的位置。在《國民文學》的主要地位頒發長達兩三萬字論文的葉櫓、曾華鵬、范伯群、蔣和小樹屋森，那時不是年夜學尚未結業、就是結業不久的年青人。蔣和森171996年往世時，馮其庸有悼詩談及《賈寶玉論》頒發時的情形：“論玉一篇初問世，洛陽紙貴憶那時。令嬡何勞雕龍評，從此蔣郎是脂硯。”
《國民文學》另一主要進獻，是有必定性命力的作品的發布，譬如宗璞的《紅豆》，孫犁的《鐵木前傳》等。《鐵木前傳》脫稿后曾交天津的《新港》，鮑昌和張學新18看了，都說如許的小說頒發對老作家的名譽晦氣，還說沒有了孫犁固有的作風。轉到《國民文學》，秦兆陽很高興，對康濯說，小滿寫得比肖洛霍夫的路希卡還要美。19，在1956年12月號上重點刊載。如許，讀者從放置在嚴重佈景下兩小無猜的溫情故事中感知：“盼望是永遠存在的，歡喜的機遇，也老是良多的。”在1950年月，戀愛描述在某種水平上成為忌諱，或許被過度政治化。1956年10月號的《國民文學》登載了倉央加措（1683-1706）的《情歌》20，“汗青”和“多數平易近族”的雙重樊籬，讓六世活佛的情懷有了表達的來由：
傍晚出往找戀人，
天明回來，年夜雪紛紜地落；
住在布達拉宮的啊，
是倉央加措……
《國民文學》1956年10月號
此外，這個時代的《國民文學》還表示了可貴的視野，一種開放的文學不雅念。在它的下面，有常德高腔《祭頭巾》、滇劇《借親配》的收拾本，有納西族長篇抒懷詩《游悲》的翻譯，有何遲的相聲《閉會迷》，有潮州平易近謠《姑娘要出嫁了》……1950年月因各類緣由停筆的作家——啟明、沈從文、汪靜之、王統照、康白情、汪曾祺、孫福熙、穆旦、端木蕻良、豐村——也在這份刊物上出面表態。
相繼而來的衝擊
1956年大都時光，中國作協對秦兆陽的任務是確定的，他也成為作協黨構成員。可是到了年末，波折、惡運就相繼而至。12月，他的論文《實際主義——遼闊家教的途徑》遭到作協另一份主要刊物《文藝報》的批駁：頭條地位頒發了該刊主編張光年的題為《社會主義實際主義存在著、成長著》的文章21。秦兆陽的這篇文章和鐘惦棐的《片子的鑼鼓》22，在那時被以為表示了“過錯偏向”。這個時辰，修改主義還沒有被以為是“重要風險”，張光年的批駁也沒有后來的那樣的一觸即發。他確定了秦兆陽對我國文藝創作和實際批駁持久存在的教條主義的批駁不少是對的的，確定這些批駁是盼望社會主義文學更好更快成長，他不克不及批准的是秦兆陽的結論和為到達這個結論提出的論據：
他們23的結論是撤消社會主義實際主義；在我看來，這就是撤消今世提高人類的一個最進步前輩的文藝思潮，撤消工人階層手中的一個主要的思惟兵器。
秦兆陽寫作《實際主義——遼闊的途徑》固然相當謹慎，但確定沒有想到會商這個題目會有風險。由於在社會主義實際主義的“起源地”蘇聯，那時在這一題目上也佈滿爭議。1954年12月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年夜會上，西蒙諾夫的陳述就批駁了1934年蘇聯作家協會章程中的社會主義實際主義“界說”存在“不確實的部門”，此次年夜會還經由過程修正1934年“界說”的決定24。秦兆陽在這篇文章里（也包含錢谷融的《論“文學是人學”》）就引了西蒙諾夫的不雅點作為論據。
對于張光年的批駁，秦兆陽嗅出了“溫順”中的“炸藥味”——把對這一“主義”的質疑，上升到撤消工人階層思惟兵器的道路高度。為此他覺得無法，1957年3月下旬給劉賓雁信說，“自往年12月以來，我如處在風雨之中”，“我并非年夜智年夜勇者，沒有韌性”，“只恨沒有轉變周遭的狀況的才能”。25為此他也覺得嚴重：1957年頭的一次會議上對周揚說，“社會主義實際主義界說，作為一個學術題目，莫非不克不及會商嗎？我盼望能將我的設法反應給毛主席……”周揚撫慰說：“秦兆陽，你沒關係張嘛！”后來，周揚傳達了毛澤東的看法：“社會主義實際主義這個題目……一時不克不及搞明白，可以研討會商。”26
再次的衝擊來自對王蒙小說的修正。《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1956年頒發后的五六十年中，相干的爭辯、研討文章連篇累牘。有學者搜集部門評論和王蒙自述出書了《一部小說和一個時期：〈組織部來了個年青人〉》27一書。書名前半部門反應了這篇小說的時期處境：它的修正、評價保持著今世政治、文藝的變遷。書名的后半則值得商議：與“一個時期”的慎密聯絡接觸的不是《組織部來了個年青人》，而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雖說小說作者有權利在后來恢復他所謂的“原稿”，但他沒有權利決議1956年出生的文本《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命運；它曾經離開作者而自力。王蒙恢復的“原稿”是1980年月才降生的另一文本。這個題目，已有學者在十多年前作過火析28，惋惜未被這本書的編者采納。
王蒙的這個短篇深被秦兆陽重視，為此他特別作了修正。他的費心吃力弄巧成拙，鑄成年夜錯。在修正小說這個題目上，他并非無錯（至多是應當與作者磋商），但也決不至于有“罪”29。相干的佈景情形是，由于《文藝進修》組織的關于《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會商惹起廣泛追蹤關心，中宣部編印的外部刊物《宣教靜態》上，登載有關會商以及《國民文學》編纂部修正這篇小說的情形報導。“毛澤東看了之后，年夜為大怒，說這是‘缺德’、‘損陰功’，主意要公然批駁”。30于是，中國作協書記處和作協黨組在1957年4月16日和21日，先后閉會會商處置措施，作協書記處秘書長郭小川也屢次與周揚等會商若何處置，郭小川也給中心寫了這個題目的陳述。24日，周揚、郭小川、葛洛等商討后，“決議開一次座談會，頒發它的記載”。31這便有了4月30日和5月6日書記處掌管的兩次期刊編纂任務座談會的召開。5月9日，《國民日報》對會議情形作了報道。秦兆陽在會上遭到批駁，他也作了檢查，檢查事前經籍記處看過。他說，顛末他的修正，林震和區委書記的抽像遭到傷害損失，減輕了作品的毛病，“這是一個嚴重的過錯”。全體而言，座談會的氛圍仍是為了促進連合，批駁也仍是與報酬善的。關于此次期刊會議，有學者已作過火析32，茲不贅言。
秦兆陽的修正是座談會的主題，會商提出了兩個題目，一是能否應當修正作家的作品，二是若何修正，秦兆陽的修正錯在哪里。掌管會議的作協主席、書記處書記茅盾以為，除了錯字別字或文法欠亨，都不要修改，應當文責自信，修改也應當與作者磋商。應與作者磋商這一條不會有分歧看法，但“文責自信”在今世有時辰就能夠“分歧時宜”。從1950年月到后來“文革”的演變趨向是，文學寫作個別休息的不雅念在不竭遭到挑釁，作者、編纂、政治和文學官員的“協力”，被作為一個標的目的倡導。“所有人全體創作”“三聯合創作”作為今世文學的重生事物，在轉變著“文先生產”的傳統方法。瑪拉沁夫、陳及第、曲波等的生長，《林海雪原》《紅巖》等主要作品的成書經過歷程，常被看成這種所有人全體創作的“勝利案例”。33
至于若何修正，以及秦兆陽修正的對錯，《國民日報》5月7日登載了由《國民文學》編纂部收拾的資料，羅列了總共29項的“牽扯到作品的思惟內在的事務、人物抽像、人物之間的關系等比擬主要的修正”34。依照收拾的資料，“主要的修正”觸及三個方面。一、加大力度了林震和趙慧文的暗昧情感關系，也刪往個體林震自責的語句。二、區委書記在原稿中抽像固然是含混的，但趙慧文曾說過他是“可尊重的同道”，開頭寫到他讓通信員找林震三次，這些都被刪往，區委書記是以有能夠被以為是個權要主義者。三、最年夜的修正是對開頭的重寫，刪往了在黨的引導下牴觸處理的暗示，增添了灰心的顏色。
假如說秦兆陽的修正在1957年被分歧以為是嚴重過錯，明天持相反見解的也不是沒有。棄捐評價的爭議不說，可以提出的題目是：這一文本及其修正為什么會激發劇烈爭議和長時光追蹤關心？緣由在于文本本身和對它的修正，提出了今世文學具有“癥候”性意義的題目。正若有批駁家指出的那樣，從五四“新文學”到今世的“國民文學”（“社會主義文學”），是兩種分歧的“編碼體系”的轉換：“‘五四’所界定的文學的社會效能、文學家的社會腳色、文學的寫作方法等等，勢必接收新的汗青語境……的從頭編碼。這一編碼經過歷程，轉變了1920世紀后半葉中國文學的寫作方法和成長過程，也重塑了文學家、常識分子‘人類魂靈工程師’們的魂靈。”35這種轉換，對一些作家來說能夠順遂，而在另一些作家的創作中卻存在齟齬、爭論和沖突。36說起來，1940年月丁玲的《在病院中》，1950年月王蒙的這篇小說，都是“不純”的、佈滿轉換中的裂縫和牴觸的文本。在分歧社會品級的人物在文本外部地位的分派上，在敘事者的態度上，在“發蒙者”能否心甘情愿地轉換為有病的“被醫治者”的腳色上，在能否給出牴觸處理計劃，為讀者供給結論、解除讀者的不安上，它們都存在兩種敘事“陳規”的混淆和沖突。而最基礎題目在于，修正者的秦兆陽并不認可需求區分這兩種編碼體系，甚至不認可它們的存在。在他的《實際主義——寬廣的途徑》中，焦點的一段話就是：“對于明天本錢主義世界里某些實際主義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國五四以后的某些作品，人們很難闡明它們是哪一類實際主義作品，是以，想從實際主義文學的內在的事務特色大將新舊兩個時期的文學劃分出一條盡對的分歧的界限來，是有艱苦的。”
“遲到”但漫長的批評
1957年6月反左派活動開端動員，中心和各地的浩繁文學期刊敏捷作出反映。如《文藝報》1957年第12號（6月23日出書）頭版，即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通欄題目，頒發了王瑤的回擊左派的短文《一切的一切》，一周后的第13號，又發布社論《否決文藝步隊中的右傾思惟》。但《國民文學》的表示卻不同凡響。7月出書的“改革特年夜號”，註銷一批隨后被指以為香花或有嚴重題目的作品：《改組》（李國文）、《紅豆》（宗璞）、《漂亮》（豐村）、《寫給詩人的公然信》（李白鳳）、《“蟬噪居”短文》（徐懋庸）……《文藝報》那時是周刊，《國民文學》是月刊，雖說有編纂出書周期的差異，但在“改革特年夜號”出刊之后的7月中旬，刊物的“幾個主事人”還在中猴子園的“來今雨軒”聚首，都沒有以為有什么題目。37在今世時局劇烈變更的關頭卻渾然不覺，沒有實時“回身”：這或許是信心上的執拗，或許是政治上的“癡鈍”。對于《國民文學》存在的題目，刊物本身直到10月才轉錄發載了《中國青年報》上的兩篇批評文章。文章指出，1956年以來中國呈現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是從《國民文學》的《本報外部新聞》開端的：“給這股逆流作過火上加油的輔佐的，重要是《國民文學》編纂部。《國民文學》的某些編者是修改主義實際的開創者，也是這些作品的推舉者和修正者……這股創作上的逆流，可以或許占領這個全國性的年夜刊物的場地，也不是一種偶爾的景象。是以，我們在‘有創作、有實際、有支撐者’的后面，加上了一句有‘代銷的市場’，對于《國民文學》，也不克不及算是‘有興趣的讒諂’。”38秦兆陽在這里被側重提出，但對他還沒有指名道姓。
1957年7月到9月，中國作協忙于對丁玲、馮雪峰、陳企霞，以及艾青、羅烽、白朗的批評斗爭，不成能顧及秦兆陽。丁陳“反黨團體”批評停止之后，《國民文學》題目提上日程，但也只是召開對李清泉等的小型批評會，年夜約到年末，才開端預備秦兆陽批評任務。1958年1月23日和24日，持續召開兩次黨組擴展會對他停止批評，印發了共三集的《秦兆陽談吐》的批評資料。391958年3月和4月號的《國民文學》也開設批評秦兆陽專欄。對他的批評，延續到7月才停止，其間開了幾回會議，缺少響應材料難以確考。他被定為左派分子是4月12日黨組會經過議定定的。1958年7月12日，《國民日報》登載了《拔失落文藝界的一面修改主義白旗——中國作協黨組擴展會議批評揭穿左派分子秦兆陽》的新聞：
列席和列席會議的有在北京的作家和文學期刊編纂職員等一百多人。在會上先后講話的有張天翼、陳白塵、韋君宜、葛洛、申說、康濯、嚴文井、黃其云、張光年、郭小川、林默涵、劉白羽等二十多人。中共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在最后一次會上作了總結性講話。
會議指出，從1956年到1957年，在秦兆陽主編“國民文學”的時代，他順從黨的引導和監視，應用“國民文學”這一陣地，宣傳體系的修改主義文藝思惟，大批刊載和推舉所謂“干涉生涯”的香花，肆意地歪曲黨，歪曲社會主義軌制。他糾結一批左派作者，儼然要自成一個革命的“門戶”，同黨的文藝道路絕對抗。這些舉動，現實上是和那時國際上的反共逆流相照應，目標在于撤消黨對文藝的引導，撤消社會主義文藝標的目的，把文藝引向資產階層的途徑。
批評會上，劉白羽定性秦兆陽是“徹頭徹尾的古代修改主義者”，說與他的斗爭“是一場最基礎不成協調的斗爭”，并宣判式地應用了“秦兆陽的破產”的斷語40。會后，曾經改組的《國民文學》編纂部出書了秦兆陽批評集《實際主義仍是修改主義？》41，支出劉白羽、林默涵、嚴文井、賈霽、朱寨、艾蕪等，還有張光年用本名和筆名（“言直”“常礎”）寫的三篇文章。
1958年7月25日，中國作協黨組宣布解雇他的中共黨籍。宣布之前兩天，劉白羽告知他“資料曾經交上往”，意味著曾經板上釘釘。虔誠于反動也酷愛文學工作的秦兆陽聞言，“如五雷轟頂，如墜萬丈深淵”，一夜苦楚輾轉難眠。在天未明時就敲開了劉白羽的家門，企看有轉圜的余地——
門終于翻開了一條縫，劉的半個高峻的身子顯露來，說了一句：
“你，還能為國民辦事嘛！”
秦兆陽的心，猛地沉了下往，滿身發冷，簡直發抖起來，淚水一會兒涌出來……42
郭小川1958年的日誌有如許的記錄：“4月19日……十時多，到荃麟處……秦兆陽題目也研討了一下，似乎不年夜說（得）明白為什么要劃他左派，這是艱苦題目，總拿不定主張。”43可是，后來的批評卻有這般範圍，火力如許激烈，並且延續這么長的時光，此中確有蹊蹺之處。1991年秦兆陽在接收拜訪時流露了此中的實情。他說昔時郭小川找他說話，說，“你在信中為丁玲措辭，闖了年夜禍”44。
“信中為丁玲措辭”，指的是1957年5、6月秦兆陽給那時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的兩封信。45 1955年8月到9月，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周揚、副書記劉白羽掌管召開了16次會議，外部批評丁玲、陳企霞，并在年末給中共中心的陳述中，將他們定性為“反黨小團體”。1956年8月，丁玲向中宣部提交《嚴重現實的辯正》的申述書，以為1955年的批評、“檢舉”與現實情形不符，請求矯正、撤銷。1957年5月整風叫鋪開始，從頭審議丁、陳的題目成為重要內在的事務。邵荃麟請求不在北京的秦兆陽前往餐與加入黨組整風會，5月31日，秦兆陽給邵荃麟寫信表白他的立場：
……我的看法很簡略，要害在于引導的立場。一切自認為是和舍本求末的措施都只能加深牴觸。我以為周揚、默涵、甚至喬木和陸定一同等志應當餐與加入作協的必定的黨表裡的會議，該說明白的工作說明白，該聽的聽，該檢討的檢討。我以為劉白羽同道應當轉變曩昔那種自認為是的風格，實在地謙虛地重視題目，承當本身應當承當的義務。我認為，假如這些同道可以或許抱如許立場，作協的整風是不難停止的，即或是丁、陳的題目，也可以或許臨時求得——至多是心思上的安寧——也就是牴觸的緊張，假如搞好，也可以比擬順遂地處理。解鈴還須系鈴人。假如一些引導同道只是站在幕后，站在緩沖地帶，則即或黨組全部成員在家，開一百次會議，也是不濟事的。今朝的黨組是不克不及完整對曩昔的任務擔任的，是以也不克不及由黨組在整風會議中擔當一切。
在餐與加入了6月6日開端的頭三次黨組整風會，聽到會上各類揭穿丁、陳事務相干人的“現實”之后，秦兆陽覺得“煩惱”。14日再次給邵荃麟寫信，說如許的“湊現實提疑問”，成果就會形成丁玲、陳企霞與周揚、劉白羽之間明爭暗斗的印象。秦兆陽說，周揚、劉白羽本身為什么不談出來呢？——如許的成果，連合是不克不及到達的，勢必會進進追“詭計讒諂”的本源，“勢必構成無法辨別、說明，則未來若何整理？”他以為，“中宣部對此事盡對不克不及聽天由命的立場，陸定一、喬木兩同道應當餐與加入和干涉，並且應當有所承當，使得工作可以或許沿著對的的軌道成長，并且不難處理”。對于他本身在這一復雜（至今也說不明白）的事務中的立場，他表現：
我小我在這一斗爭中不屬于任何一派，我對任何一派都有興趣見，假如不是為了黨的好處，我是不會提這些看法的。
假如需要，我盼望把這封信轉給陸定一同道了解一下狀況。
這兩封信被支出《秦兆陽談吐》，在批評中成為“罪證”。寫這兩封信的時辰，他完整沒有料到很快風云漸變——周揚、丁玲、劉白羽實在也沒有這個預感。6月8日第三次會后，中心的反右電子訊號收回，黨組擴展會宣布停開。待到7月25日復會時，丁玲、陳企霞就從申述者變為被批評者，他們與周揚等的牴觸，被斷定為關系中國文藝成長的反動與革命道路的嚴重斗爭。如許，這兩封信也就成為“勒迫黨的引導對丁陳反黨團體繳械降服佩服”的證據，而信中指名道姓的批駁，不成能不在當事人心中留下仇恨的暗影。
幾個月后，秦兆陽被遣送廣西的柳州機械廠休息改革。1961年，農墾部長王震到廣西觀察，周揚托他向自治區黨委書記韋國清訊問秦兆陽情形，說假如左派“帽子”已摘，任務如果廣東方面欠好設定，擬調回北京。秦兆陽顛末幾天斟酌，感到本身素性落落寡歡，與北京某些人也難以相處，回京有能夠處于“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為難地步，決議留在原地到廣西文聯任務，并把老婆接到廣西落戶。直到1979年為他平反，恢復黨籍，才回到北京掌管《今世》的任務。
“應該誠實些”
與秦兆陽有較多來往的人，普通都以為他素性正直、渾厚、恬澹權位。1957年他給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信，就提出撤銷他作協黨構成員標準，說由於現在進進黨組是代表《國民文學》，此刻他分開編纂部，就應當由此外同道來做。據與他深交的伴侶回想，正直是秦兆陽的性情特征。他用“何直”的筆名頒發論文，廣西作家海洋的悼念文章取名《廉潔一眾人》，黃秋耘將他稱為“板師長教師”；“湖北土話‘板’就是‘迂’和‘直’……”46他是湖北黃岡人。
可是，如許的人在1958年的批評中，卻遭到“不誠實”的品德指控！對他的批評有如許的說辭：“毫無道義感”“采用極端陰險卑鄙的手腕”“明天說東，今天說西；正面一套，背面一套；媒介掉臂后語，擺佈貨式齊全”等，并有多篇批評文章專題檢舉他這方面的“劣跡”，有文章的標題就叫《應該誠實些》47。1958年7月12日《國民日報》關于中國作協黨組擴展會的報導有如許的描寫：
秦兆陽為著到達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目標，采用了極端陰險卑鄙的手腕。就是肆意修正原稿，把他本身的革命思惟強加進他人的作品和文章中往。把他人文章中有積極意義的話刪往，而盡量擴展毒素，增加毒素，比及他人文章受批駁時，他卻佯裝不知，也寫文章賜與批駁。耍弄這種卑劣的兩面派伎倆，是秦兆陽這一左派分子的特點：他一方面頒發文章大舉散佈修改主義“實際”，另方面，當這種“實際”在社會上遭遇批駁時，他頓時又撰寫文章對這種“實際”停止矯揉造作的“駁倒”。48
這些考語所指的詳細現實重要是：1955年寫《論胡風的“一個基礎題目”》49批評胡風關于“寫真正的”的不雅點，可是剛過一年，又在《實際主義——遼闊的途徑》里宣傳了他批評過的思惟；修正王蒙小說加大力度了它的“消極”原因，在小說會商中又寫文章50批駁王蒙小說的這些“消極”原因，並且不提他的修正應負的義務；起草《國民文學》改良打算要點宣言在文藝思惟上“以實際主義為主旨”，過了幾個月，《國民文學》1957年1月號“編者的話”，家教又釀成“我們以社會主義實際主義為主旨”；就在宣言“以社會主義實際主義為主旨”的同時和之后，又持續刊發違反社會主義實際主義準繩的《緘默》 《馬真個腐化》 《改組》等“香花”……51
不是說秦兆陽的主意和《國民文學》的編務沒有任何錯誤，沒有可以會商的處所，但明天也無須針對這些責備往逐一廓清；由於這有關現實本相。秦兆陽在《從特寫的真正的性談起》52中，說到對障礙文藝成長的教條主義，“應當是從各方面來轉變這種狀態的時辰了”，劉白羽對此的批評是：
值得留意到：既是“從各方面”，那就不只從文學，並且還要從政治、經濟各個方面，來“轉變”我們的社會主義生涯。所謂是“時辰”，就是反共、反社會主義逆流曾經低落起來了。所謂“轉變”，是按著秦兆陽等腦筋中的“資產階層王國”的面孔轉變世界，仍是按著無產階層馬克思主義的面孔來改革世界？假如前者，結論只要一個，就是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近況；如是后者，結論也只是一個，就是破壞秦兆陽等的進犯。53
這和“現實”的廓清有什么關系呢？
這里需求彌補的，是一些批評者有興趣漏掉的情形。一、被批評為修改主義“舉動綱要”的《國民文學》改良打算要點，已經在作協黨組會上傳閱過的，“大師都沒有興趣見”54。二、1956年提出貫徹“雙百方針”后，《國民日報》改版，“劉白羽同道很嚴重，力催刊物‘放’”，“6月上半月，作協黨組召開兩次有所屬刊物擔任人餐與加入的會，會議由劉白羽掌管，發動刊物要共同黨的方針帶頭叫放。三、《實際主義——遼闊的途徑》初稿完成后，與葛洛55精益求精研討幾回，在《國民文學》編纂部全部會議上征求看法，二稿在編纂部會商后由葛洛送交劉白羽看過，劉白羽再轉送周揚，劉、周都沒有提出任何看法，返還時信封有劉白羽簽名的“稿件已看過”字樣。56四、1957年5月整風叫放時代，作協黨組到《國民文學》編纂部“督陣”，說必需貫徹“雙百”方針，“不許照老樣子辦”，持續開了幾個早晨的黨團員骨干會議，制訂計劃，“撒開人馬出往組稿”，這才有了6、7月合刊的“改革特年夜號”57……
至于說到文學不雅點、主意的轉變、前后紛歧，離開特定政治語境和詳細事務來抽象評斷今世這一廣泛景象的對錯當然沒有興趣義，即便是將之作為“不誠實”來加以指責，也遠遠輪不到拿秦兆陽來說事。在今世，文藝界被放在“不誠實”“掩飾本相”“兩面派”“順風轉向”等品德審訊臺上的，可以開列長長的清單：胡風、馮雪峰、丁玲、陳涌、徐懋庸、黃藥眠、鐘惦棐、蕭乾、邵荃麟、劉白羽、周揚……在批評秦兆陽之前，丁玲就被刻畫為“極端虛假，極端狡猾，又極端陰狠的兩面派的典範”58。而后來，周揚也被批評為“反反動兩面派”59。這里有著兩個令人驚惶的景象：一是尋求本相的理直氣壯的批評者，應用的能夠也是“不誠實”的，曲解本相的手腕；另一個是，指控別人“不誠實”的批評者，在另一個時光也會遭到異樣罪名的責備。汗青上的人、事并非沒有正誤、美丑、善惡之分，但這些景象更提醒給我們的是有關權利和品德的關系。權利的擁有與品德的高尚并不用然地畫等號；而在權利與品德關系兩者無法辨別的時期，“品德唯有在權利的強迫之中并且在實體化之情勢下始能存在，而權利也是作為品德威望系統之一始能浮現其自己的社會心義”60。我在一篇談及這個題目的文章里曾表達如許的迷惑：“為什么‘品德’擁有‘超凡權利’的規范性氣力？為什么它具有‘最終評價’的位置？誰有標準、權利做出品德評價？審查者在指控別人的品德題目時，能否便證實他的‘品德純粹’，而可以應用任何（包含‘非品德’）的手腕？”。61
“1956”之外
1979年秦兆陽回到北京。今世一位有名作家的小說里有一句話：“人怕傷了心。”他不愿回作協而選擇任職國民文學出書社，擔負該社副總編纂和《今世》主編。他是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是國民文學出書社黨構成員，但他仍然恬澹名利，少少餐與加入這些引導機構的會議。作協和出書社設定他出國拜訪，也均婉拒。他只是持續遵守所崇奉的參與社會的“實際主義”文學理念，專注、竭盡心思地發明作者和優良文本，編發不少具有“新時代文學”標志的敘事作品。
1980年月中后期，因久病體弱，他逐步離開詳細編務。他底本在魯藝學的是美術，這時有了時光來寫字作畫。暮年，在病院病榻上曾筆錄零星感觸。據他的老友李清泉文章的供給，摘錄上面兩則：
——傍晚，落日以它最后的余暉，發明了永恒的美——留在遠路回來的人們的記憶里……
——那時我很年青，拂曉時分，提著一個小破箱子，走在門前水池的岸上，想要遇上往漢口的汽船，村落還沉寂在睡夢里。我回頭一看，年夜門口站著母親的身影，手搭涼棚，在目送著我……現在，我已年近八旬，依然經常記起，本來這眼光注視了我平生。62
這是對樸實、原初，真正的而穩固的事物的回回。這時辰，紛擾被摒棄，裝潢和喧嘩零落，如同馮至《十四行集》中的句子：“一切的描述，一切喧嘩/到你身邊，有的就凋零/有的就化為你的靜默。”
注釋：
1 秦晴、陳恭懷編《編纂大師秦兆陽》，國民文學出書2013年版，支出作家、批駁家、同事孟偉哉、何啟治、陳國凱、屠岸、韋君宜、李清泉、蔣子龍、張潔、李國文、胡德培、劉心武、王培元、柯云路、黃秋云、邵燕祥等的留念文章。
2 秦兆陽：《我寫〈實際主義——遼闊的途徑〉的由來》，秦晴、陳恭懷記載收拾，《新文學史料》2011年第3期。
3 王培元：《永遠的朝內166號——與先輩魂靈相遇》，國民文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164頁。另見《編纂大師秦兆陽》，國民文學出書社2013年版，第278頁。王培元：“《國民文學》的主編嚴文井，由于在1954年3月號的雜志上登載了路翎的短篇小說《洼地上的‘戰爭’》，遭到了批駁，情感降低，想撂挑子不干了。作協黨組副書記找到蕭殷……但蕭殷同心專心想搞創作，沒有批准，劉轉而又找秦兆陽，讓他來干。”
4 張光年：《好一個“改良打算”！》，《國民文學》1958年第4期，支出張光年《文藝爭辯集》，作家出書社1958年版和國民文學編纂部編《實際主義仍是修改主義？》，作家出書社1959年版。
5 王培元：《永遠的朝內166號——與先輩魂靈相遇》，國民文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165頁。另據涂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歷記1949-1999》（上），遼寧教導出書社2005年版，第141頁。
6 [俄]彼·亞·普列特尼約夫（1792-1866），詩人、批駁家、出書家。1840-1861年間任彼得堡年夜黌舍長。
7 拜見[俄]托洛斯基《年夜型雜志的命運》，《文學與反動》，劉文飛、王景山等譯，本國文學出書社1992年版，第398-400頁。
8 [俄]德·斯·米爾斯基：《俄國文學史》，劉文飛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227頁。米爾斯基（1890-1939）俄國文學史家、批駁家、社會運動家，著有《俄國文學史》《俄國社會史》等著作。
9 李清泉（1918-2010），江西萍村夫。1940年結業于延安魯迅藝術院文學系。秦兆陽任《國民文學》副主編時代，李清泉是編纂部主任，反右活動中被定為左派分子。
10 文學批駁的俗氣社會學和創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在1950年月是困擾文學成長的重要題目。1953年第二次全國文代會的陳述，1956年周揚在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擴展）會上的陳述，1956年頭中國作協創作委員會小說組和詩歌組對創作景象的會商，1956年《文藝報》展開的關于典範題目的會商等，都將公式化概念化題目作為創作“落后景象”側重提出。
11 《編者的話》，《國民文學》1956年第4期。
12 [蘇聯]奧維奇金（1904-1968），蘇聯記者、作家。作品以蘇聯鄉村生涯題材為主。20世紀50年月頒發的《區里的日常生涯》等，揭穿蘇聯所有人全體農莊和農業治理上權要主義等弊病，在文學界有很年夜影響。1955年作家出書社翻譯出書的《奧維奇金特寫集》，支出《區里的日常生涯》《在後方》等特寫四篇。
13 劉賓雁1956年4月拜訪蘇聯時，應邀到奧維奇金在庫爾斯克的家中做客；奧維奇金來中國拜訪時劉賓雁擔負他的翻譯。
14 [蘇聯]奧維奇金：《談特寫》，《文藝報》1955年第6-7期；《所有人全體化鄉村中的新事物和文學的義務》，《文藝報》1955年第23期。這兩篇文章均為劉賓雁中譯。
15 1980年月，劉賓雁一度恢復這一類型的寫作，因非議不竭而了結。
16 《國民文學》的這些作品，連同這一時代頒發在《北京文藝》《星星》等刊物上，在反右斗爭中被批評的小說、詩，1979年由上海文藝出書社搜集在一路出書了《重放的鮮花》一書。
17 蔣和森（1928-1996），江蘇海安人。1952年結業于復旦年夜學消息系，1950年月在《文藝報》、中國迷信院文學所任務。著有《紅樓夢論稿》《紅樓夢概說》和汗青小說《風蕭蕭》《黃梅雨》等。
18 鮑昌（1930-1989），小說家，著有長篇《庚子風云》。1950年月中期任《新港》編纂部主任。張學新（1925-2012），劇作家、評論家。1950年月中期在天津作協任務。《新港》是作協天津分會主辦的刊物。
19 王林1957年1月2日日誌，見王林《王林日誌編錄之一：我與孫犁四十年》，王端陽、冉淮船編，北岳文藝出書社2019年出書，第76頁。路西卡，蘇聯作家肖洛霍夫（1905-1987）1932年出書的長篇小說《被開墾的童貞地》中的人物。
20 倉央嘉措《情歌》1930年月就有于道泉、劉希武等的多種漢語譯本。1956年《國民文學》登載的是蘇朗甲錯、周良沛的翻譯。這些譯文支出蘇朗甲措、周良沛譯的《躲族情歌》，1956年長江文藝出書社出書。
21 張光年：《社會主義實際主義存在著、成長著》，《文藝報》1956年第24期。
22 鐘惦棐：《片子的鑼鼓》，《文藝報》1956年第23期。
23 “他們”指秦兆陽和周勃。繼秦兆陽之后，周勃在《長江文藝》1956年第12期上也頒發了質疑社會主義實際主義的論文《論實際主義及其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成長》。
24 西蒙諾夫的陳述《散文成長的幾個題目》，中譯刊于《國民文學》1955年第2期，支出《蘇聯國民的文學：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年夜會陳述、講話集》（上），國民文學出書社1956年版。
25 給劉賓雁的信，引自張光年批評文章《應當誠實些》。
26 王培元：《永遠的朝內166號——與先輩的魂靈相遇》，國民文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170-171頁。王培元在文章里接著寫道，1957年3月全國宣揚任務會議時代，毛澤東邀集部門代表座談，“周揚講話說：‘秦兆陽用何直的名字，寫了一篇《實際主義——遼闊的途徑》，有人批駁他否決社會主義實際主義，他很嚴重。’毛澤東說：‘社會主義實際主義這個題目這個會議一時不克不及搞明白，可以研討會商。’秦兆陽很快就從周揚那里了解了毛澤東的看法，一顆懸著的心，這才放上去。”
27 溫奉橋、張波瀾編《一部小說和一個時期：〈組織部來了個年青人〉》,中國陸地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
28 這冊評論集的編輯在思緒、編纂方式上存在顯明牴觸。書中登載的《國民文學》1956年9月號和中國作家協會編的《1956短篇小說集》的書影，這篇小說都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而闡明文字倒是《組織部來了個年青人》。書中支出的很多文章也都是繚繞《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一文本，而與1980年月才呈現的《組織部來了個年青人》有關。這一點，郭鐵成《應尊敬文學史的基礎現實——關于〈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和〈組織部來了個年青人〉》（《文藝爭叫》2005年第4期）有深刻剖析。
29 據郭小川日誌，4月26日的作協黨組會上，“韋君宜似乎很同情《國民文學》”。《郭小川選集》（第9卷），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0年版，第85頁。
30 王培元：《永遠的朝內166號——與先輩魂靈相遇》國民文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171頁。王培元的資料，來自1957年4月14日郭小川日誌：“荃麟告知我，說毛主席看了《宣教靜態》登的《國民文學》如何修正《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年夜為大怒，說這是‘缺德’、‘損陰功’……主席主意《國民文學》的這件事要公然批駁，荃麟說，秦兆陽為此很嚴重。”《郭小川選集》（第9卷），廣西師范年夜學2000年版，第76頁。
31 1957年4月24日郭小川日誌，《郭小川選集》（第9卷），廣西師范年夜學2000年版，第84頁。
32 拜見王秀濤《文學會議：文學批駁的一種方法——以〈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為中間》，《新文學評論》2018年第7期，李頻《〈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編纂學案剖析》，《清華年夜學學報》2012年第4期。
33 編纂能否修正作家的作品，在今世有時是個“偽命題”。1955年批評“胡風團體”時，巴金受命撰寫批評路翎的文章，頒發時已被編纂改得“渙然一新”，并沒有人將如許的修正作為題目提出。“文革”時代許廣平批評周揚的文章，實在也是編纂的“捉刀代筆”。
34 《〈國民文學〉 編纂部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原稿的修正情形》，《國民日報》1957年5月7日。
35 拜見黃子平《反動·汗青·小說》，牛津年夜學出書社1997年版。
36 這一題目，請拜見拙著《“組織部”里確當代文學》，《我的瀏覽史》，洪子誠著，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
37 57 62 李清泉：《半個多世紀的友誼》，《編纂大師秦兆陽》，秦晴、陳恭懷編，國民文學出書社2013年版，第204-205、294、213頁。
38 李希凡：《從〈本報外部新聞〉開端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中國青年報》1957年9月6日。同日該報還登載孫秉富《批評〈國民文學〉七月號上的幾株香花》。《國民文學》1957年10月號兩文均轉錄發載。
39 拜見郭小川這個時代的日誌，見《郭小川選集》（第9卷），廣西師范年夜學2000年版。另據《張天翼日誌》，1958年1月24日“下戰書年夜樓有黨組擴展會，批評秦”。“年夜樓”指昔時王府井年夜街中國文聯年夜樓，也是中國作協辦公地址。
40 劉白羽在中國作協黨組擴展會議上的講話標題是《秦兆陽的破產》，刊于《國民文學》1958年9月號，支出《實際主義仍是修改主義？》一書。
41 56 《實際主義仍是修改主義？》，作家出書社1959年版。
42 王培元：《永遠的朝內166號——與先輩魂靈相遇》，國民文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178頁。
43 郭小川：《郭小川選集》（第9卷），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0年版，第301頁。
44 秦兆陽1991年10月28日接收陳徒手訪談時說到，“有一天郭小川找我說話，他起首說本位主義每小我城市有，他又說反丁陳是毛主席定的，你在信中為丁玲措辭，闖了年夜禍”。見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國文壇紀實》，國民文學出書社2000年版，第179頁。昔時郭小川是中國作協書記處秘書長。
45 這兩封信支出中國作協1958年1月外部編印、供批評用的《秦兆陽談吐》（第2輯）；后由秦兆陽女兒秦晴供給，刊于1996年第2期《新文學史料》。這里引文據《新文學史料》。
46 黃秋耘：《“板師長教師”秦兆陽》，《編纂大師秦兆陽》，國民文學出書2013年版，第314頁。
47 昔時集中檢舉秦兆陽“卑鄙手腕”的專題文章有：言直（張光年）《應該誠實些》，《文藝報》1958年第3期；朱寨《秦兆陽的身手》，《國民文學》1958年4月號；常礎（張光年）《秦兆陽的媒介和后語》，《國民文學》1958年4月號。
48 《拔失落文藝界的一面修改主義白旗——中國作協黨組擴展會議批評揭穿左派分子秦兆陽》，《國民日報》1958年7月12日。
49 秦兆陽：《論胡風的“一個基礎題目”》，《國民日報》1955年2月20日。
50 秦兆陽：《到達的和沒有到達的》，《文藝進修》1957年第3期。
51 檢舉秦兆陽“不誠實”的專題文章有：言直《應該誠實些》、朱寨《秦兆陽的身手》、常礎《秦兆陽的媒介和后語》、林默涵《實際主義仍是修改主義？》。這些文章均支出《實際主義仍是修改主義？》一書。
52 秦兆陽：《從特寫的真正的性談起》， 《國民文學》1956年6月號。
53 劉白羽：《秦兆陽的破產——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展會議上的講話》，《國民文學》1958年9月號。
54 秦兆陽：《我寫〈實際主義——遼闊的途徑〉的由來》，秦晴、陳恭懷記載收拾。另據涂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歷記1949-1999》（上冊），遼寧教導出書社2005年版，第139頁。
55 葛洛（1920-1994），1950年月任《國民文學》副主編。
58 林默涵在丁玲、馮雪峰、陳企霞批評會上的講話，見《文藝界正在停止一次年夜爭辯》，《文藝報》1957年第20號。
59 姚文元：《評反反動兩面派周揚》，《紅旗》1967年第1期。
60 [日]丸山真男：《古代政治的思惟和舉動——兼論japan(日本)軍國主義》，林明德譯，聯經出書工作公司1984年版，第375頁。
61 洪子誠：《“今世”批駁家的品德題目》，《資料與注釋》，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
發佈留言